今天（3月31日）上午，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举行。经项目汇报、综合评议，评委投票选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最初的32个参评项目，筛选到20个终评项目，再到最终入选，这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如何过关斩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的呢？权威专家们给出了各自的解读。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认为，皮洛遗址是一处在特殊时空位置、特殊环境下发现的特殊文化遗存，对于建立皮洛这个区域，以及川西高原、青藏高原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谱系都非常重要。
皮洛遗址地层及部分遗物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则表示，皮洛遗址此次之所以能被选入“年度十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是遗址面积非常巨大，达百万平方米，“这在旧时代遗址里，极其罕见。”因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大型遗址分布主要在北方，而这次则是首次在西南发现这处大型遗址。“简直就是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宝藏。”赵辉说。
另外便是阿舍利石器工业技术特征很典型，数量也多。“阿舍利技术是发源于北非、欧洲的一种石器工业技术，向东传播到了印度后，传统观念认为它没有再继续进入东亚地区，因此才有了‘莫维斯线’把东西分开，而皮洛遗址的这个新发现完全突破了传统观点，入选十大当之无愧。”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遗迹规格最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也指出：此处遗址，是南阳盆地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足有30万平方米，且周边已探出壕沟。
南阳黄山遗址F2出土部分陶器
这一遗址最大的特色是：其中所有的迹象都与玉石有关。好像是当时这里的人们不种庄稼，只做玉器，还挖了运河，把玉器做好了往外卖，拿玉器交换粮食。换句话说，这里就像是一个玉器加工制作销售的“现代化工业园区”，非常特别。
此外，这处遗址中刚发现的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也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再现了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基本场景。也是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与自然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认为，澧县的鸡叫城遗址，和南阳黄山遗址有些类似，但又有不同——前者有力揭示出：湖南地区在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段里都有人持续稳定地居住于此。
“鸡叫城从彭头山文化的普通居住点，发展为环壕聚落，然后发展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续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显示其具有跨越时间和文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具有极强的内在凝聚力。”
鸡叫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此外，该遗址的发掘，重点揭示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阶段聚落的复杂结构：内部有城，城内面积23万平方米，还有两重环壕，最大的环壕围起来的面积达百万平方米，外面还有水田以及复杂的灌溉系统，涉及面积约8平方公里。
“尤其是这两年在城内发现了一大片和粮食仓储有关的迹象，仅目前揭露出的海量稻谷糠壳，换算成稻谷高达2.2万公斤。”赵辉说。
另外，鸡叫城发现的大型木构建筑也十分惊人：单体建筑面积可达400多平米，把外面的回廊加起来足有600多平米。“中国现代考古新时期这么多年里，可以说是头一次发现这么大规模且保存完整的建筑体系。”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滕州岗上遗址是大汶口中晚期的一处遗址，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岗上遗址大型城址的发现，连同一批显示了社会剧烈分化、财富集中于大墓、突出器物箱的棺椁制度及一整套陶玉骨牙器为代表的礼器等，为实证海岱地区以至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滕州岗上遗址南区墓地部分出土典型玉器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对于这处遗址，过去已经做过很多工作，而这次的发现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次发现了大汶口晚期的城，规模庞大，可能也是同时期全国面积最大的城。“过去我们知道，黄河下游地区，海岱地区，社会分化较晚出现。而岗上遗址的发现，则具体详细揭示了这一分化的过程——墓葬分大中小，大墓内有几十甚至数百件随葬品，表现出当时的社会已高度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尤其是大汶口中晚期距今5000年左右，因此也为实证黄河下游五千年文明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和扎实的考古证据。”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在上午的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提到三星堆遗址时，说这是“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三星堆祭祀区。1986年发现一号和二号两个祭祀坑，“一醒惊天下”，举世皆知。“时隔30多年后，2019年发现的6个坑，对我们更深入了解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遗址的祭祀体系、祭祀系统和祭祀制度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
三星堆祭祀区迄今出土的金、铜、玉、象牙等珍贵文物已有近3000件，关于它们所属年代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为考古学者们提供了以前不知道、不完备的重要资料。“这一新发现再次实证：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陈星灿说。
四号坑出土扭头跪坐铜人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则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遗物大体归纳为三大类：象征性器物，即祭祀的对象；表现祭祀活动场景的器物；以及祭祀用器。
这三大类遗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像金杖、金面具等都是王权的象征；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祭祀信仰，如高大的青铜树，表现的是太阳升降规律，还有更为直观的太阳形器等。这说明，神权和王权在当时是并存的，最高统治者控制着生产贵重器物的资源和技术，并通过宗教祭祀活动，加强社会凝聚力，强化其统治。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2021年12月，有关江村大墓最终确定为真正的汉文帝霸陵的消息，也通过媒体聚焦，轰动一时。
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马骨等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也在上午的发布会提到，江村大墓受到很多关注，媒体报道也很多。此次入选十大，除了霸陵本身作为皇帝陵寝的价值之外，通过科学的考古调查否定了之前的误传，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此次考古调查，揭示出皇帝陵园墓葬规制的演变，是我国考古近十年来对皇帝陵园以及墓葬研究的一大突破。霸陵开创了西汉时期“陵墓若都邑”的制式，模仿帝后生前居住场景。并且出土的文物中既有汉王朝自身文化特色，也有和北方游牧民族交流接触中受到的影响，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吐谷浑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比较生疏，念都不一定能念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上午的发布会上，特别提到了这一由慕容鲜卑族人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王国之名。
吐谷（此处谷读作“yu”，二声）浑王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传奇，这个由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千里跋涉、辗转迁徙到青藏高原上的吐谷浑人建立的草原王国创造了诸多奇迹：350多年的存国时间开创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最长的纪录；成就了丝绸之路南道几个世纪的繁华；培育了中国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千里马“青海骢”……
慕容智墓出土翼兽纹、凤纹锦半臂
唐代强盛之后，吐谷浑归顺了唐王朝。此次在甘肃武威发现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中，喜王慕容智的墓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并且在慕容智的墓中还发现了大量精美随葬品——陶俑镇墓兽、罕见的唐代毛笔、国内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白葡萄酒……精美丝织品的种类都不下10种。王巍认为，这处遗址还揭示出一千多年前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唐王朝达到一个高峰。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发布会上介绍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遗址时提到：云梦这个地方很特别，曾经出土过多批珍贵的竹木简，比如著名的睡虎地秦简等。而这次发掘的墓葬区，既有楚人的墓葬，也有秦人的墓葬，保存了两种不同的文化风俗，揭示出秦的势力到达楚国的之后的一个融合过程。
尤其是出土的“中华第一长文觚”，记录了谋士游说秦王寝兵立义的文章，不见于其他传世记载，是一篇全新的文献，为研究战国晚期社会思想提供了珍贵文字材料。“包括墓椁内罕见的彩色木板画，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墓葬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历史空白，加上墓葬方式的转变，反映出秦占领楚之后，大一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真实例证，在历代考古中都不多见。”
郑家湖墓地C区墓葬分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也认为，郑家湖墓地的这批墓葬，与秦统一六国，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这段历史有密切关系。“云梦是当时秦国东进南下的战略要地。通过郑家湖墓地及原先周边的一些发现，我们可以看出秦人占领云梦后，是如何与楚人共处的，是如何进行社会治理的，以及秦文化、楚文化之间又是如何相互影响融合的。”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沈睿文认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时安西四镇之焉耆镇下属军事预警设施，时称“沙堆烽”，为一游弈所治所，为安西四镇镇防体系的有机构成。该遗址考古发掘填补了多项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考古发掘工作照
遗址的全面揭露第一次为研究唐代的镇防体系提供了丰富的、较为完整的第一手实物资料；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唐时烽燧的择址与建筑方式、治所的布局与管理制度，以及戍边将士的现实生活与思想世界，集中体现了遗址的军事特点，给了我们具体、全新的认识。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闫亚林也特别指出：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丝路考古和长城考古方面的重要发现，也是首次主动发掘。不仅全面揭露了烽燧遗址的全貌，出土的文书中记录的内容也非常丰富，许多内容是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洪武二年（1369年）诏建，六年后以“劳费”为由罢建时已初具都城规模。城址由三重城垣构成，面积达50平方公里。城垣、宫殿、坛庙、中央官署、军事设施，与路网、水系及建城时的窑址、石料厂等遗存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明中都遗址群。
宫殿基址大型磉墩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认为，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此前一直成谜，而2015~2021年的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极大地推进了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尤其是宫殿布局和结构的廓清，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材料，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其主体宫殿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并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的生成过程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红星新闻记者 | 乔雪阳
编辑 | 段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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