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人看来，科学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权威“信仰”，古代所谓的气运之辞都是迷信之流，没有合理化的立足点。
但它并不是全然无意义的存在，作为一种“过去式”，它在人心中的内在作用依然被保留着。这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智慧，虽有瑕疵，但不容被全盘诋毁。
钱穆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过去喜欢讲“气运”二字，这两个字分开来讲又是“气数”和“命运”两个词。
它们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一些智者懂得利用其中的道理去磨炼自己，小则修身养性，大则入世成业。如此来想，气运自有它生存的土壤，时至今日也有被应用的广阔天地。
关于此问题背后的道理，钱穆先生深有研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其实对于今天日益浮躁的现代社会而言，“气运”所反映的哲学意味未尝不是一剂安心良药。
先生认为，中国思想里的气字，至少有两个涵义，一是极微的，二则是能动的。
以“极微”而言，气可穷追至物质无法再分之微，而树立如此观点之初衷离不开先人对于世界宇宙起源之思考。
笔者认为，古时存在万物皆有灵的观念，而这个“灵”字从微观角度看来便是各个物的“气”。接着将各物可分为有无思想之物，那么人便从此间脱颖而出，在思想观念上反馈“气”的另外一个涵义，即“能动”之气。
其实这样的能动之气与古代阴阳之说颇为相似，万物在聚合离散之中形成宇宙之变化。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有悲欢离合，无生命之物亦有千万年之渐变，此消彼长，这气数便有数不清的形态。
关于“命运”，先生认为，命是指的一种局面，较大而较固定。因此如果讲命就必须兼顾运，运则能转动。
这两个内容就如同花瓣的两面，成长之过程中不是只有阳面和阴面的概念的，它也会“生老病死”，化入泥土，滋养新循环。
以“人”为例，我们在过去喜欢讲这人的生辰八字，根据既有的理论体系中提炼出一套新的学说，然后相互印证，形成这个人在这人世间行走一遭的符号。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柴米油盐，他走的路已经是被安排好的。
不过即便如此，人本身还是有勇气形成另一套“命运”之说的，这便是“不认命”。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
人们在所谓的命运低谷中也懂得把握机会，制造自信的内在力量，如此一来，“命运”又从低端重新返回常态，甚至如人的精气神一样昂扬向上。总的来看，运是相对平衡的状态，正如溪水一样，有涨有落，合自然之法则。
气运的观念有其原始的思想动机，与古代人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息息相关，后来也在历朝各代的历史实践中得以完善。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英雄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形象。这种人往往有常人追求的气运，懂得审时度势，利用机遇，无论是民族英雄还是所谓的不择手段的“奸雄”，都有这样的共通之处。
先生认为，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动、大混乱，便有那些稳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有很多史学家也不遗余力地记载这些英雄的事迹，甚至于神化其出生情景，仿佛这命运已经是天意注定一般。
刘邦
比如刘邦的母亲曾经在大泽之陂休息，当时草根皇帝刘邦美化自己在出生前，他的母亲在河边去休息，慢慢睡着了，在梦中与神相会。这个时候，正在外面寻找她的父亲目睹天上有蛟龙飞过，到家时刘邦就出生了。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史学家也热衷于此类记载，这也不是一时兴起的行为。
圣人在获得出生“光环”后被后人赋予正向的气运，虽然实际上并不是这气运在完全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也与本人的主观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孔子圣之时者也，则正因为他知变，他的国家正处于衰落期，但其目及长远之处，以文振世，以变化之“气”生出崭新之命运，孔圣人并不是虚名。虽处周未衰世，他已然预知天之未将衰斯文。
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之圣人，则必然是应运而生的。
孔子
中国人的气运观钱穆先生认为，“有天心，但同也可以有人力，那就是中国人的气运观”。
中国文化是性道合一的，既然如此，气运便不是单纯的天上之物。天、地、人，三者相融共生，其中“人”虽然不能掌控自然规律，但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会积累人生的哲学经验，通过原始的生老病死之过程来归纳出天地所无法表达出来的智慧。
科学之所以无法承认“气运”二字，就是因为两者的审判标准不尽相同，后者的智慧是需要从茫茫典籍记载中提炼出来的。
钱穆先生曾经在他的著作《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的中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
从正面角度来讲，我们传承下来的气运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极具启迪意义的，现在的关注点不是它是否正确，而是如何使它正确地被“使用”。不过，赚钱不是被使用的真正标准，群体的普及度和感知度才是。
我们中国人的最高信仰在各个时代都有独特的描述，但归纳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即钱穆先生在《中华文化十二讲》中提到的“文化与自然合一”，这何尝不是对上文中提到的气运观的精神回应？
身为在当代繁杂社会洪流中来来往往的普通人，我们应当在某个时刻去理性地感受先人留下来的财富。
历史的气运一直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一直思考的本能，请善加利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