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钢腐败案又有新进展。
5月17日晚间，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董瑞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与此同时，云南省纪委监委还发布消息称，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25名管理人员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昆钢公司纪委对相关人员予以免除或从轻处理。
董瑞章，男，汉族，1970年6月生，云南保山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1993年7月参加工作，200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历任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武昆股份公司总经理、董事等职，2020年6月起任现职。
一个多月前，云南千亿国企昆钢腐败案的盖子被揭开，昆明钢铁从一把手到下属企业车间职工等19人涉案被查，另有12人涉嫌行贿被留置。
据悉，接受审查调查的19人中大部分涉及昆钢，除杜陆军、李平、和智君等昆钢现任领导干部外，其余来自昆钢旗下全资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其中既有公司高管，如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济师、副总经理白保安，云南水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瑜等；也有普通职工，如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运营改善部采购管理室职工张德富等；还有政府部门人员，如云南省公路局养护处调研员陈改昌。
除前述31人，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网站3月11日还曾报道，昆钢下属公司云南楚丰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雨凡涉嫌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楚雄州监委监察调查。
昆钢领导团队，来自昆钢官网
批量通报彰显反腐决心
昆钢腐败案涉案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可以看出，昆钢腐败案问题严重，积弊已久，单位内政治生态受到严重破坏。
持续揪出昆钢违纪违法人员，也充分彰显纪检监察机关不捂盖子，彻查到底的强烈信号。即使在频见“批量处理”的今天，昆钢“一锅端”的通报仍有很强的冲击力。这种通报方式彰显了云南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反腐败决心不减、尺度不松。
上个月播出的专题片《“乔氏家族”黑社会性质组织覆灭记》透露，此案中保山市一下子查处了公职人员216名，足见云南深挖腐败根源、重塑政治生态的决心。
“团结湖参考”评论指出，像昆钢窝案这样的案子，其实也可以零零碎碎公布涉案人的落马消息。采取这种批量放送的方式，显然更具有冲击力和警示意义。而这么做，释放的是一种信号，昭示的是一种决心。
此外，从公开消息看，包括李平、董瑞章、和智君在内，昆钢案中已至少有28人主动投案或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一些人员受到免除或从轻处理。这一方面说明，在查办案件的同时和政策感召同向发力，有助于更好查清问题、挽救干部。另一方面也警示违纪违法干部，不等不靠，不抱侥幸心理，尽快向组织说明问题，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正确出路。
并非云南首次同步留置行贿人员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的通报中特别提到，云南山之星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卫红及管理人员苗留虎、何萍、邓亚波等12人涉嫌行贿被采取留置措施。从涉嫌行贿人所属单位看，大部分涉及金属、矿产、贸易、建筑等领域。
这已经不是云南省纪委监委第一次同步留置行贿人员。3月初，该省纪委监委发布昭通市彝良县委书记姚勇违纪违法案件时，还同时发布4个关联涉案人员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通报显示，4人中，除姚勇的妻子、司机、下属外，剩下一个为涉嫌行贿的当地某工程建设公司负责人。
受贿与行贿是相伴而生的“毒瘤”，很多受贿人、行贿人就是通过金钱输送、利益输送深度“捆绑”在一起，大搞权钱交易、靠山吃山。只有行受贿两端发力，一起查、同遏制，才能有效压缩“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空间，斩断“围猎”利益链，铲除不正之风和腐败滋长蔓延的土壤。
去年10月已有风声
昆钢是一家老牌国企，始建于1939年2月，前身是中国电力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2019年营业收入超过1200亿元。2007年8月，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与昆钢在昆明正式签署战略重组的框架协议，昆钢并入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的武钢。2016年，武钢又与宝钢合并重组为宝武钢铁集团。2021年2月，云南省人民政府与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以云南方持有昆钢10%的股权、宝武持有昆钢90%的股权为目标开展深化合作。
来自中国宝武
此次窝案爆发前，其主要授权经销商曾多次向包括昆钢在内的国有企业、政府官员行贿引起纪检监察部门关注。
据媒体报道，云南山之星管理人员邓亚波于2021年1月即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该公司法人代表张卫红也被查。而昆钢前副总经理李平、和智君都与张卫红过从甚密，张卫红落马直接导致李、和二人主动投案。
2020年10月，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原财务总监施世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施世忠一被抓，我们就知道杜陆军完了。”昆钢一位内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多案关联、并发，纠缠叠加，引爆了昆明钢铁腐败案。
严查“靠钢吃钢”行为
“靠企吃企”是国有企业腐败的典型问题。企业“蛀虫”背靠企业资源，利用手中职权大搞权钱交易，损公肥私、中饱私囊。国有企业中，钢铁属于重资产行业，投资体量大，产值高，建设项目、改造项目多，一些关键环节流转着大笔资金，吸引了一些内部人员和供应商、经销商等内外勾结牟利。
十八大之后，全国有多名“钢老虎”落马，比如河北钢铁集团原董事长王义芳、太原钢铁集团原董事长陈川平、原武汉钢铁集团董事长邓崎琳、酒泉钢铁集团原董事长冯杰等人。当时，不少通报中曾出现“靠钢吃钢”这一表述。
去年年初，鞍钢集团对“靠钢吃钢”专项整治作出部署，查办了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永平、海绵钛分公司原经理秦兴华等6人，利用职务之便“靠钢吃钢”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靠钢吃钢”问题表现多样，高层领导人员、中基层干部权力变现手法不一，呈现出典型的岗位层级特点。（制图：王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评论指出，“靠钢吃钢”问题表现多样，呈现出典型的岗位层级特点。高层领导人员“靠钢吃钢”，有的与供应商勾肩搭背，利用职务影响力进行长期隐蔽的权力变现，如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永平与多名供应商长期密切往来，收受车辆、房屋、名表、现金等；有的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如严泽生在担任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渤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与下属公司员工相互勾结，垄断供货业务从中获取非法利益；有的领导人员亲属借其职务影响力违规经商办企业，如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某二级单位工会主席夏某的妻妹、妻妹夫所办企业，违规与夏某所在单位发生业务往来。
值得一提的是，赵永平落马后，一个细节引起办案人员关注。“他通话记录里，排在前十名的有一半是老板、供应商。”鞍钢集团纪委工作人员说。赵永平的通讯录，构成了他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圈”，实际是与攀钢钒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商人老板对赵永平的“围猎圈”。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 、界面新闻、团结湖参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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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上官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