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同理，外交也不是。小事情讲道理，大事情既要讲道理，更要拼底气。因此，在涉及核心利益的双边事务上，“弱国无外交”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关于香港问题，如果说当初夺走香港时英国表现得像一个傲慢的强盗，那么拿回香港时中国的表现就像一个勇猛的拳击手，一个重拳接着一个重拳，直到把对手逼进死角，举手投降。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
但即便如此，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还是进行得艰苦卓绝，一年时间内进行了22轮谈判，主要内容就是以下三组框架性的问题：
主权问题，97年后香港归谁？繁荣问题，97年后如何保持香港的繁荣？过渡问题，97年之前的这十几年如何平稳过渡？然而，香港对于英国人而言，是一块已经含在嘴里近百年的肥肉，虽然未能将之彻底吞入腹中，可却一直享受着它所带来的美妙滋味；如今，面对着它真正的主人，自然是千方百计的想要继续占有它。然邓小平面对英国人的喋喋不休，一句“必要时可以打仗”的话镇住了场子，那么在此之前，谈判究竟都经历了那些波折呢？
香港主权问题：连英国人自己都觉得没戏
丘吉尔说过：我是不会归还香港的，除非我死了！
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本质上已是一件板上钉钉、毫无争议的事，对中国如此，对英国亦如此。这不是因为英国有多高尚，而是形势比人强，英国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不得不如此！
其实，香港丧失主权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始于晚清。《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相继签署，彻底把香港给了英国，租期99年（1997年到期）。
▲香港主权问题的历史由来
尽管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时间向全世界严正声明：对所有不平等条约，均不予承认！但在当时各方面条件均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也未急于收回香港。
▲1949年，新中国成立
但随着新界97年租借到期节点的逼近，英国人自己坐不住了。此时的香港已经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果处理不好，不光得不到好处，还会引火烧身。
首先，从国际法理上讲，即使那些条约有效，但新界只是租的，到期就得还给中国；
第二，新界占了香港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没了新界，香港岛和九龙就成了两块死地，淡水、食品供应都没办法保障，何谈享受它的发展红利？
第三，新界那么多人口往哪里去？推给中国？还是挤进香港岛和九龙？再或是接回英国本土？还有，又该怎么筛选，都是香港人，谁该走、谁该留呢？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交通线问题、土地契约问题、工厂迁移问题等，这些问题本就十分复杂，如果此刻再交织重叠，那么想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完全就是痴人说梦！
▲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
那么既然不想还，能否依靠武力强占以维持现状呢？英国人掂量掂量自己和中国进行了实力对比后，这想法实在没好意思拿出手。
退一步说，就算英国有信心同中国打，要知道香港当时有500万人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华人，为了他们出兵，英国国内绝不会答应。
所以，除了在目前已解密的英国外交文件里出现过一鳞半爪的相关妄想之外，可以说，“武力强占”从一开始就没有在英国人的候选目录里。
那能否把香港搞成第二个新加坡，独立建国，把双边问题变成国际问题呢？如此一来的话，既占据了道德高地，又改变了香港的主权归属，之后再扶持一个亲英的傀儡政府，英国还是幕后的提线人。
其实，英国人还真有过这种打算，只是错过了机会。1960年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草案。
此宣言一出，让英国人看到了彻底抢占香港的希望。因为当时香港被列进了殖民地名单，这意味着香港随时可能会宣布独立建国，并被联合国接纳为拥有主权的会员国。
可令英国人无比懊恼的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迅速向各个国家说明香港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最终通过投票成功地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剔除了出去，至此彻底断了英国人的念想！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没办法，最后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把香港岛、九龙连同新界一起送还给中国，彻底摆脱这个大麻烦。
可是，英国人不是善男信女。作为老牌列强，他们擅于外交，更精于算计，一块没用的骨头也要榨出一碗油来，香港主权对他们明明已经是一个包袱，但他们还要装腔作势的拿来要挟中国政府，妄图换取最大化的利益。
他们假惺惺地提出担忧“香港的繁荣问题”，企图以此来让中国让步，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做的呢？
香港繁荣问题：撒切尔的小聪明与邓小平的大智慧
香港繁荣问题，其实就是1997年后中国将采取何种方式来管理香港，从而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在英国人看来，中国的那套根本不适用于香港，如果中国接手了香港，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可能就岌岌可危了。于是，他们便费尽心思搞出了个以“主权换治权”的办法。
1982年7月，前港督麦理浩向中国驻英大使柯华吹风说：“香港主权回归存在很大困难，废除任何条约都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只有中国政府接受由英国继续对香港进行管理，问题才可以被考虑。”
有了麦理浩的铺垫，两个月后英国首相撒切尔便亲自出马，到访中国与邓小平面对面讨论香港问题。面对这个小个子男人，高傲的撒切尔张口就说：根据三个条约，香港是属于英国的，这是受国际法保护的。
同时还表示：如果不就英国对香港管理权的问题做出具体安排，她不会建议英国政府谈论香港的主权问题。如果中国现在提出或宣布英国对香港的管理和控制权发生变化，恐将对香港信心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而且，撒切尔还向邓小平暗示, 她可以在香港的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 但前提条件就是以“主权换治权”。她还说道：如果能就行政管理权问题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协议，她就将对香港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国会提出建议。
撒切尔的这番话，虽然在恐吓中带有那么一丝妥协，但她作为英国的首相，还是在想方设法的占中国的便宜。
可这些在身经百战的邓小平面前，刚刚在马岛战争中取得胜利且春风得意的撒切尔，还是嫩了太多。
为了彻底断绝撒切尔不切实际的想法，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同时，对于英国人的“担忧”，邓小平表示：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在后续的谈判中，这句话被进一步表述为“收回主权、保持繁荣、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的一国两制主张。
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构想。两年后，当中英谈判结束，撒切尔彻底卸下谈判压力再次来到北京时，她对邓小平这位曾经的对手，当面表达了由衷的钦佩：
“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个构想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
当然，天底下也没有尽如人意的事，回头看，尽管回归后的香港依旧繁荣，但当初为了将之收回，除了邓小平的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之外，“武力解决”香港问题，也是当时的重要选项之一……
香港过渡问题：邓小平放狠话，必要时“武力解决”
主权问题是个原则性的核心问题，繁荣问题是个架构性的战略问题，而过渡问题则是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具体问题。所以它探讨的是97年之前的这十几年以及97年之后的几年内，“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更好的确保香港实现平稳过渡。
此时，英国人在战略上已是满盘皆输，只能在过渡问题上不断“掺沙子”，力争让中国接个烂摊子，把希望寄托于不可知的未来。
但保持稳定从来都不是件小事，自1983年9月中英谈判陷入僵局时，就有人在伦敦大量抛售港元，刻意制造恐慌。随即香港股市暴跌，汇率崩盘，商店出现抢购潮，大量资本逃离香港。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面对英国不断的小动作，邓小平对英方的刻意放纵极为不满，曾公开说：“过渡期如果发生混乱，到了过不下去的程度时，中国将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时间就是提前，方式就是武力。”
▲中英谈判现场
然而，经济方面的小动作刚刚停下，英国人就又开始作妖。他们极力阻止中国97年后在香港驻军。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首先向中方传递了英国非常关心中国可能在香港驻军的想法，英方认为：如果在香港那样做（即中国在香港驻军）的话将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人们将认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通过和平、友好的谈判方式，而是军事决策的结果。
所以，这个敏感点在谈判中数次被提及，又数次被搁置。最后还是邓小平出来拍的板：“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所以他在审阅外交部呈送的《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时,特意在旁批注到：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在邓小平看来，驻军关乎主权，同样也是香港过渡期稳定乃至长期稳定的定海神针，万一出现什么事端，有驻军在就可以及时地控制住局面，不至于出大乱子。
所以，在港驻军是对国家、民族负责，更是对香港人民负责。
后来，邓小平还说道：“1997 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中英两国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
就这样，1984年9月18日，中英谈判圆满收官。三个月后，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告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从此，香港迎来了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邓小平.我们对于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年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13
郭永虎.英国政府关于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决策过程初探——基于英国解密外交档案的解读.长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017年
蒋永清.邓小平与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重大决策.湘潮,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