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诗歌史上的谜案
据说，1871年，一位17岁的外省青年到过巴黎。他名叫阿蒂尔·兰波。2021年，当我们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时，似乎忘记了巴黎公社和诗的关系。“如果兰波真的令人钦佩，那不是因为他陷入了沉默而是因为他发出了声音。……人们应该记住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兰波是在1871年来到巴黎的，很自然地，他参加了公社军队……”这是20世纪法国伟大诗人路易·阿拉贡在1935年的文章中写到的。阿拉贡甚至认定，“在水宫的兵营中，青年兰波还没有质疑过书写和歌唱的用途”，而他书写和歌唱的，不是别的，而是“劳动妇女的手”，是一双双日晒雨淋而如今拿起暴动武器的手。这指的是兰波的《让娜-玛丽的手》：
……
它们不是表兄弟的手，
而是有着大脑门的劳动妇女的手，
在醉饮柏油的太阳下，
它们燃烧，在发出工场恶臭的林中。
……
它们日渐苍白，但却非凡，
在充满爱的太阳下，
在机关枪的青铜上，
遍布起义的巴黎！
阿拉贡言之凿凿，又有年少诗人的这一系列“巴黎战歌”为证，我们简直可以“脑补”出兰波和“第一国际的诗人鲍狄埃”、巴黎公社的美术委员会主席大画家库尔贝在一起的场面，想想都令人神旺。但其实，1871年春兰波的行止，尤其是他是否曾亲往巴黎参与公社起义，至今仍是法国诗歌史上的谜案。
根据“七星诗库”版《兰波全集》所刊定的“生平和资料”，兰波4月中旬可能去了巴黎，在巴黎公社生活数日，但这一广为流传的假说没法得到充分“证实”（另一位籍籍无名的青年诗人，倒一直在巴黎，那便是洛特雷阿蒙，他在前一年德法战争巴黎围城之际死去，几十年后，他得到重新发现，同样被超现实主义者们“封圣”）。归根结底，巴黎公社并不是一首抒情诗，甚至正如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所提示的，它也不是血与酒的诗意狂欢。它是史上前所未有的劳动人民现代政权和社会形态，它是72个日日夜夜的斗争和创造，它是大约两万五千人的壮烈死难。那么，为什么历代评家还是执着于兰波是否曾在“水宫的兵营”歌唱、是否和“巴黎工人肩并肩”、是否和鲍狄埃这样的社会主义战士们在一起呢？关键问题在于：在巴黎公社中，诗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巴黎公社和诗歌之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关联？如果按第二国际理论家梅林的话说，巴黎公社是一切“革命战略和战术”的“试金石”，那么，诗歌是否也是这“战略和战术”的试验的一部分？
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他自称“通灵者”，被称为“履风之人”。代表作有诗歌《醉舟》《元音》，散文诗《地狱一季》《灵光集》等。
诗歌语言就像街垒
在这方面，美国左翼学者克里斯汀·罗斯的《巴黎公社和兰波》一书，已经成为了文学研究和社会史相交织的典范之作。她开宗明义地说，大家在兰波的行踪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笔墨”，但真正重要的却是，以“改变生活”为标语的兰波，能否代表和巴黎公社起义相称的诗歌语言变革？兰波在1871年5月写道：“未知事物的发明要求新的形式”。他在夏天时甚至还起草了一部“共产主义宪章”，可惜已佚。但据他的友人回忆说，兰波提出废止代议制政府，而一切付诸公决（见罗斯书21页）。罗斯和阿拉贡的看法大不同，她认为，兰波在“后公社”的1875年陷入沉默，终止了诗歌写作生涯，但他对“写作和歌唱的用途”早有反思。正是在1871年，兰波提出“我要成为一名工人”。写作，和“巴黎工人们”的活计一样，同样是工作，这种工作没有任何特权和优越性，而和各行各业的劳动彼此平等，相互映照。与此同时，“这么多的工人正在死去！”于是，我们在《巴黎狂欢节或巴黎人口剧增》中读到：
你的使命确立，死亡沉吟，被选择的城市！
用沉重的铜号在心中堆积尖锐的哀鸣。
诗人将把握卑贱者的啜泣，
苦役犯的仇恨，被诅咒者的心声；
……
（王以培译本）
诗歌作为工作从文化特权和社会隔绝中不断解放出来，这才有巴黎公社中兰波的真正“在场”。罗斯给出一系列诗歌隐喻和起义标语、工人俚语和政治漫画的杂糅例子。比如，兰波名篇《醉舟》中迷狂的语言急流和巴黎公社失败的关系，历来耐人寻味，其中一个意象是“蓝酒”（vin bleu），也醉人耳目，算作大胆的超现实隐喻的佳证。而根据考证，其实“蓝酒”确有所指，19世纪歌舞表演场上的廉价红酒，洒到桌布上洗不掉，便留有蓝渍，于是底层民众——也就是这种酒的消费者——称之为“蓝酒”。
另外，《彩图集》中“绿嘴唇”一语，也是“绝对隐喻”之范例，但实际上来自于巴黎工人语言，意指妓女晨起时的病态面容，也出现在其他诗人的公社标语诗中。至于《巴黎战歌》这一“打破高级艺术和报告文学之间壁垒”（罗斯书139页）的公社之诗（不用管兰波是不是在公社），更以歌曲律动串联起来许多公社标语、张贴和讽刺漫画的题目。其中，兰波把梯也尔等凡尔赛反动政府领导人讽刺为“爱欲之神厄洛斯”，而当时，公社人士中早已玩起这个“谐音梗”，因为“des Eros”连读，和“一堆零”音同，而“零”在工人俚语中又指无能、无定见之辈。在一系列漫画中，梯也尔等人被描绘为臃肿无能的空心人，也就是一堆“零”，还望向“强奸共和国”。不久后，这堆“零”就是屠杀工人的刽子手。
正如伊格尔顿所总结的，这样的诗歌语言就像街垒一样，用城里各种顺手找来的杂七杂八的物件堆成。诗歌的临时拼凑的工作美学，对应于街垒的城市空间政治。在巴黎这现代性之都，和街垒对立的，是纪念碑。街垒是杂乱搭建的，是横陈的，纪念碑是精心营造的，是竖立的。和兰波的诗歌工作对立的，是形式的经典，是纯诗。萨特说兰波的隐喻是爆炸性的，是扩张的、杂多的统一体，而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隐喻却是凝定的、浓缩的，这也可以说是诗歌中的街垒和纪念碑之别吧。
公社社员们曾忙于拆毁体现法兰西帝国荣光的纪念碑。据说旺多姆纪念碑在倒下之时，尘土飞扬，早已从内朽坏的碑体材料中还跑出一群耗子！但在革命的紧急时刻，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在战略战术上是否合适？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不乏这样的批评：巴黎公社急着改变这座都城的面相，却没有分心去捣毁法兰西银行，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正如城市象征物和政治经济学一样重要，正如兰波要打破诗歌经典的统治地位，公社也要打破经典纪念碑对城市空间的统治。相反，公社曾以印刷布告牌的形式提出了“被诅咒者纪念碑”的项目，第二帝国的“地狱史”将全在上面，连巴黎改造的规划者奥斯曼也榜上有名，可谓是一种反向纪念碑。
当然，在反动政府围城和攻城的日子里，公社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这其中就有兰波的诗歌），却最终还是受制于19世纪最伟大的资产阶级都会的空间结构。工人们面对的已不再是大革命以来历次法国革命的巴黎，经过了奥斯曼的城市改造工程，已经布满了笔立的林荫大道，而小街小巷不复多有。这使得街垒战在公社的防守中功效大减。
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手稿中曾引到这样的说法：“奥斯曼建造宽而笔直的大道以打破密集而曲折的社区，可不是闲得没事毫无用心；而对于神迹、连载小说，和人民密谋的秘密花园，那些小街巷恰曾是它们的土壤。”说到底，巴黎的城市空间，就像社员们所直觉到的，代表了布尔乔亚的统治结构。而反讽的是，据本雅明考证，公社最后的据守阵地之一正是巴士底狱，那里是1789年大革命开幕之地，彼时，作为革命阶级，布尔乔亚曾和劳动人民一起战斗。
《兰波作品全集》，作者：[法国]阿蒂尔·兰波，译者：王以培，版本：作家出版社 2011年11月
公社失败之后
巴士底狱在巴黎右岸。社员的最后抵抗集中在右岸，对抵抗者的最终屠杀，也发生在右岸。2008年冬，我在巴黎游学时，正好住在右岸，也曾专门去二十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凭吊。那是12月的一个周日，典型的巴黎初冬天气，阴郁微雨，在公墓中游荡，有湿冷刺骨之感。遇到肖邦、巴尔扎克乃至普鲁斯特的墓，只需要按图索骥，而我转了许久许久，才碰上《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之墓。“国际悲歌歌一曲”。又走了一阵，我终于来到巴黎公社纪念墙前。当我哼唱那“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旋律时，这巴黎最大的公墓中密密麻麻的墓碑已经擦黑了天空。
离开公墓，我向蒙马特高地折返，一路上感觉有历史的亡灵相随。蒙马特高地正是右岸上林荫大道不能通达之地，布满“曲折密集的社区”和“小街巷”，作为“人民的秘密花园”，当年见证了公社起义的全过程。1871年3月的蒙马特高地事件是工人接管城防的开始，是公社的导火索。而在公社最后的日子里，恩格斯紧急转达马克思的军事意见：“巩固蒙马特尔北部高地，普鲁士防线”。可惜为时已晚。
公社失败之后，也就是在蒙马特的制高点，第三共和国在大资本家的资助下，同意修建圣心大教堂。圣心大教堂虽说是为了纪念普法战争中的死者，但在1873年巴黎主教和国民大会的通信中，明确载有“宽宥公社的罪行”的用意。这是实际军事镇压之上的又一层镇压：空洞的官方说法对反叛的“工作”的镇压，宗教建筑对“人民的街巷”的镇压，象征物对亡灵的镇压。这让人想起兰波最后散文诗集《彩画集》中的《民主》：
在大都会我们将供养最犬儒的卖淫。我们将屠灭合乎逻辑的反叛。
……
在此告别，不管去哪。我们是美好志愿的新手，将有我们的野蛮哲学。……世界还在运转，就让他崩溃瓦解吧。这才是真正的运行。前进，开路！
（在王道乾译本基础上改译）
看够了城市的“喧嚣和色相”，诗人“出行远去”（《彩画集·出行》）。1875年，兰波停止了“写作和歌唱”，先是在欧陆徒步旅行，然后又去爪哇，也到过亚丁湾，最后在非洲，在帝国主义的艳阳炽烤中，他做起了军火走私生意。1891年，兰波在马赛去世，没来得及回到他的家乡。
如今，圣心大教堂早已成为俯瞰巴黎全貌的旅游景点，但它洁白的外形投向的却是历史的阴影。冬夜，亡灵在阴影中聚集。一首诗能检阅多少诗人的工友、时代的敌人、历史的亡灵？至少，诗歌也曾是“合乎逻辑的反叛”……
草于巴黎公社150周年、兰波去世130周年之际
作者｜王璞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