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促使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目标的设计思路另觅新径。
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早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和西方国家相比较，我们的“现代化”含义到底是什么。1975年4月和6月，他两次会见美国客人时，一方面说“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雄心壮志”是20世纪末“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水平不是从“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讲，而是从钢产量等工业指标方面讲的。改革开放起步后，邓小平对“现代化”的思考更深入。1978年9月12日，他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同年10月份他出访日本，进一步近距离感知“现代化”。这些思考的初步结论就是，从生产力的角度讲，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差距太大，我们从五、六十年代起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指标为中心的现代化蓝图设计有根本缺陷，只有跳出这个思路重新设计才能走出一条新路。
1979年3月2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英国客人时就给“现代化”的含义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说：“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他重申了3月21日同外宾谈话提出的新概念：“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这个表述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的“赶超”目标，代之以实事求是的、承认落后和差距的、现实的目标。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当时的技术水平是西方国家50年代的水平，考虑到同步发展的因素（即我们发展了别人也在同步发展），20世纪末我们能达到西方国家70年代的水平，也就是说仍然有20年的差距。他指出：“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这样就放弃了过去一段时间脱离实际的单凭热情和豪言壮语而规划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做法，代之以渐进的、按照社会经济客观规律发展所能达到目标的规划之法。
形象化的概括：“小康之家”如何用大众化的口号语言来概括“中国式的现代化”呢？
改革开放起步后，中国决定积极利用外国资金、技术与设备来加快现代化建设。1979年9月，中国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贷款事项。同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向中方通报了1979年度向中国提供550亿日元贷款事项，日本因此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界和舆论非常关心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大平正芳见邓小平时，除通报政府间日元贷款事项外，坦陈了日本各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蓝图的疑虑，期待从邓小平这里得到权威解释。他询问邓小平，“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这个问题显然出乎邓小平的意料，他略微思考了一下。邓小平这样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次谈话内容没有在国内媒体上公开，“小康”一词在1979年的《人民日报》上没有出现过，此后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国内要闻上是1980年6月3日该报第七版登载的新华社记者穆广仁写的一篇通讯报道。文中写到：“中国人民正在争取在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到那时，生活可以达到一个‘小康’的水平。”“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的水平”，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的两个重要论断都在这里出现了。
邓小平在提出“小康之家”的概念后，对此进行了多次论证和阐述。1983年2月苏、浙、沪考察后，他总结出小康社会的六条标准，之后，在多个场合阐释了小康社会理论。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报告也从大政方针的角度对“小康水平”进行了归纳和概括。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使用了“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的提法。之后，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报告都对“小康水平”进行了规划，从而为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使用“小康社会”的概念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