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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追思，先生千古
北大放映电影《袁隆平》，送别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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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一生
为我国杂交水稻育种事业
倾尽心力
唯愿“禾下乘凉梦”
为天下搭一座无尽之粮仓
古时中国
将粮食集中储存于特定城池区位
呼为“粮仓”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
有着“天下第一粮仓”的美誉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口市文物考古所
联合发掘的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成功入选
让我们走近时庄遗址
一探“天下第一粮仓”的奥秘……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日前揭晓，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口市文物考古所联合发掘的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成功入选。北大与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的精诚合作并非首次，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李伯谦教授就担任了指挥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此后在河南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等等项目，都有北大人的身影。
雷兴山老师在发掘现场为北大参观的师生讲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平粮台遗址、时庄遗址先后入选2019、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连续两年由同一个教学科研团队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同一个县区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北大同学在平粮台遗址进行室内整理
在本次的时庄遗址发掘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石器商周考古教研室、科技考古教研室的师生主要负责田野发掘和科技考古环节，部分研究生也参与了田野考古的工作。在考古人不懈的努力之下，河南这片中华文明的孕育之地上，“天下第一粮仓”的面貌逐渐浮现出来。
时庄遗址挖掘现场
01左中括号古老遗迹下埋藏的惊喜
左中括号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年代属于龙山文化末期至岳石文化时期，距今有3700年以上的历史。2019年4月，时庄村招商引资企业建设选址，与之相配合的考古勘探发现了这处遗址。考古队随之对其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2019~2020年共揭露发掘面积3600平方米，发现了一座集中存储粮食的古代粮仓城。
时庄遗址位置
在时庄遗址的发掘区内共清理了各种仓储类的遗迹29座，包括地上式和地面式两种类型。其中，地上式建筑最为特别，数量也最多，建筑方式是以土坯垒砌成多个高于地表的“土墩”立柱，土墩直径0.5~0.9米之间。其上铺垫木板作为仓底，木板之上再以土坯砖围砌一周形成仓壁，推测其上部应封顶。这类地上式建筑平均面积8~14平方米左右，体量不大。
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在河南杞县鹿台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均有类似的发现，虽然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认为是仓储类的遗迹，但对其功能、性质的认定仍缺乏可靠的证据。此外，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发现也尚属首次。
地上式土坯立柱粮仓基础部分
时庄粮城
田野考古中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判断此类建筑遗迹的性质。显然，仅仅依靠传统的考古发掘方法已经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求助于现代科技。经过多年的探索，北大科技考古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科理念，就是以田野为起点和考古问题为导向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工作模式。
田野中，任何一个遗迹都有建造、使用和废弃的相应堆积，而在这种连续的堆积体上进行多学科的系列样品取样，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采用这种方法，北大科技考古团队分别获取了残留物分析、植硅体、碳化大植物遗存和土壤微结构分析样品，通过细致的实验室工作，成功在仓底的使用堆积中检测到了相比其他部位显著突出的黍素成分、粟黍植硅体和碳化大植物遗存，从而证实了此类建筑是存储单一类的粟黍粮食作物的粮仓。
发掘现场取样
而土壤微结构的观察，更是在粮仓的底部发现了显著的土壤和植被发育的证据，结合发掘现场观察的堆积结构，证实了此类粮仓为土坯立柱架空的地上式建筑。
进一步与河海大学土木工程系合作完成土木工程实验后，研究团队还在粮仓的建造基础堆积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隔水、防水层，完全符合现代粮仓建筑防潮隔水的工程技术要求。这些工作无疑确证了时庄遗址发现的特殊遗迹为史前的粮仓。
田野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此集中的粮仓究竟是一处大型聚落的一个功能区，还是一个独立的专一功能性聚落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扩大发掘面积，并开展更大范围内的调查和勘探。果然，扩大发掘面积之后，在遗址所处的台地上发现了两周方形夯土围墙。墙体宽2.6~3米，残存高度0.5~1.3米。结合钻探可知，两城均为长方形，总面积2300平方米，城内粮仓之间为低洼的排水沟并通往南侧的城门通道，而城的中间是一座唯一的具有居住功能的三连间土坯排房，应为粮仓管理人员居住。如此，一座结构完整、功能专一的“粮仓城”被全面揭露出来，而它周围15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精密钻探表明，还均匀分布着同时期的13处聚落，时庄粮城是一处专门为这些聚落提供储粮服务的功能专一型的新型聚落。
本次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不仅解决了两大难题，中间也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田野考古少不了艰难的探索，但也常常伴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在一次对粮仓底部土壤的切片分析中，大家发现土壤里有很多“小虫子”。在现场参与工作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张海老师见到了，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或许可以证明粮食里有虫子。为了弄清楚这些“虫子”到底是什么，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参与了鉴别，最后才发现，原来这一条条像极了虫子的东西，竟然并非虫子，而是一种孢子囊。虽然最终结果并不符合最初的期待，但这个过程中又增长了新的知识，张海说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
疑似“小虫子”的孢子囊
02左中括号领先！北大科技考古大展身手
左中括号在本次的时庄遗址挖掘中，科技考古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所谓“科技考古”有多神秘？北大的科技考古又有何独特之处呢？
本次时庄遗址挖掘的北大团队负责人、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张海介绍，“科技考古”在现代考古学界有多种叫法，也有人称其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但随着二者的深度结合，科技在考古中已经不仅限于“应用”的层面，而内化为一种学科理念，“科技考古”与“传统考古”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进入新世纪后，北大更加重视科技考古方面的人才培养，张海自己就受益于新型的培养模式，2007年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直博毕业后，他由学院派遣前往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学习地理信息系统（GIS）与空间分析方面的知识，张海表示：“考古学要发展，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科问题，也是怎么去培养人的问题。”
张海老师发掘现场取样
在以往的考古研究中，对于样品的分析依赖于专业的科技人员，所以从事田野挖掘和从事检测分析的实际上是“两拨人”，由于对彼此专业领域缺乏了解，工作中难免出现前后“两张皮”的现象。如今，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聚集着一批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学者，当地理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等遇上考古，碰撞出的思维火花是惊艳四座的，这为北大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生长的内在动力。
此次时庄遗址的“粮仓”性质的判定，很大程度取决于样品中粮食的研究，而负责这项工作的邓振华助理教授，正兼具考古学和植物学的复合知识背景，熟悉GIS技术的张海则负责了大区域的地质钻探和田野考古数字化等工作。
地质考古勘探
学科交叉不仅出现在学院内部，作为综合性大学，北大具有多学科的背景优势，且各个学科均实力雄厚，这就为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营造了有利氛围，学生从本科阶段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接触各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考古学家转变为科学家，张海认为，考古学本身是不产生纯科学问题的，但需要大量借助科学的力量，因此熟悉相关的技术原理就会对考古工作的推进有极大帮助。
03左中括号考古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左中括号“某处发现了新的遗址！”这个消息往往让当地人喜忧参半，伴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基础建设工作往往就要暂停。但这次在时庄村，考古工作者和村支书、村民们一起，打破了旧有的刻板印象，考古与乡村建设进行良性的互动，谱写了以考古助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时庄村支部书记时兴荣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2019年村里招商引资1.6亿元建设一个农村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他主动找到文物部门对拟建设的生产厂房用地进行文物考古勘探，时庄遗址就是在这次勘探中发现的。发现遗址以后，需要进行抢救性的发掘，时书记及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做通了村民的工作，暂停了建设项目，首先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中，他还请考古队给村民们普及文物知识，并专门在年度的“全村贡献奖”中设置了文物发掘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
随着发掘的深入，时庄遗址的重要价值逐步被揭示出来，同时考古队发现，时庄遗址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重要遗迹被占压在现代村庄之下。于是，时兴荣书记开始重新思考重要文物资源的价值和时庄村的未来发展问题，谋划如何既做好文物保护，同时又能利用重要文物资源助力时庄村的 “新农村建设”。他一方面积极与考古队配合申报时庄遗址的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方面与时庄遗址保护规划相结合，在充分考虑遗址的保护、展示和未来考古工作的同时，重新编制时庄村的村庄发展规划，在遗址上建设一座博物馆，充分利用时庄村的优质文物资源，将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与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新型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有效结合，推动时庄村经济发展的转型。
考古与地方建设的良性互动，在其他地方也都正在进行。比如，各地兴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模式，既能满足市民的文化、休闲需求，又能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也增强了城市的文化底蕴，可谓是一举多得。
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经历了岁月的冲刷之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无数遗产。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统计数据，我国有766722处遗址，而同时我国又有大约69万处村级行政单位，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个村庄附近都有一处以上的遗址。今天，这些先民的遗产仍然与我们比邻而居，它们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财富。当人们怀着开放的心态和科学的态度，积极保护、合理开发利用文化遗产，统筹好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些遗产将成为祖先赠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
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食集中储备的粮仓城邑，这也延伸出许多新的研究可能：中原地区旱作农业的发展水平如何？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赋税制度是怎样的？时庄遗址出土的多件文物，将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绝佳实物材料。另外，时庄遗址发现的这种夯土围垣结构，布局清晰，功能单一，是中原地区新出现的小型化、专门化聚落，是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是对聚落模式、聚落考古理论研究内容的扩充和深化。
时庄遗址粮仓遗存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新砦期”阶段，即文献记载的“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夏王朝早期，对我们在早期夏文化的研究中，深入认识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北大考古人的努力身影后，时庄遗址的发掘将为中华文明的探源事业再次添砖加瓦。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北大参与的两个项目入选；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北大参与发掘的时庄遗址又名列其中；更不必说越来越多的学子报考考古专业，2021年三星堆再度展开发掘工作令全国人民瞩目……在这一切背后，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大环境下，人们对于中华民族之根的追寻与关注。
用手铲拨开千年迷雾，去田野探寻历史谜底。用科学的手段探赜古史，以人文的笔触刻写文明。北大考古人在寻根与求真的道路上，初心不改，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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