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会，孕育新生了大量民族工商企业，吸引了诸多海内外爱国人士投身实业报国，并为建设新上海探路献策。在加快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打造人民城市建设的上海样本之际，回顾优秀民族企业家的事迹、担当与精神品格具有积极意义。
「创办民族品牌」
近代上海乃至整个国家深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和经济侵略之苦，外商攫取了一系列在华投资办厂特权，英货、美货、日货充斥市场。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有识之士怀揣“实业救国”“设厂自救”“挽回利权”的抱负，在上海积极创建企业、打造品牌，践行爱国报国鸿志。
20世纪初，荣宗敬、荣德生在上海开办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等企业，积极提倡发展工商实业以“杜侵略”“抵外货”，并且“为国塞漏卮，为民添衣食”。他们深耕面粉、棉纱两个主业，创立“兵船”牌面粉、“人钟”牌棉纱，一度畅销国内外。
荣氏兄弟在上海合作创办福新面粉一厂
1917年，荣氏出资收购日商的“恒昌源”纱厂，并将其更名为申新二厂，一举打破由英、美、日等外国企业主导收购华商企业的弱势局面，有力鼓舞了全国纺织界的士气。
一战结束后，国内日用化工市场面临外商的激烈抢占。其中，日本调味品“味之素”来势汹汹，广告遍布上海大街小巷。看到此番景象，吴蕴初感慨“其命脉乃悬诸外人之手”，于是在上海相继创立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研制生产的“佛手”牌味精更为贴合国人饮食习惯。
吴蕴初在上海创办天厨味精厂
留学美国的穆藕初，深受早年在北方调查时所见农业破败景象影响，归国后毅然决定学以致用，在上海合伙开办德大、厚生纱厂。在他看来，“故振兴棉业，即所以救贫，亦所以救国”。通过引进科学管理、改良纺织设备，其生产的“宝塔”牌棉纱质量卓越，被誉为“上海各纱厂之冠”。
东渡日本学习的吴羹梅，对于日本人所谓“中国也不会制造铅笔芯，办不成铅笔工业”的看法极为愤慨，遂决心回国创业。他认为：“区区铅笔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他提出“中国人用中国铅笔”的口号，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铅笔生产研制厂——中国标准铅笔厂，立志生产中国造铅笔，超越舶来品。
实体经济是国之命脉、民生之本。“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实现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近代上海一批优秀民族企业和企业家之所以能将产品做出特色、做大优势、做成品牌，关键一点就在于依靠深耕、精耕主业，心无旁骛地扎根实体工商业。
「积极抗日救亡」
抗战期间，日本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双管齐下、步步紧逼。在国家大义面前，许多上海民族企业和企业家断然拒绝威逼利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抵制日货运动。同时，为保存民族工商业力量举厂内迁、坚持生产，以保障军需民用的物资供给。
在上海倾力经营多年的“企业大王”刘鸿生曾言：“如果日军侵犯，战争掀起，要我毁家纾难，也在所不惜。”淞沪抗战时，刘氏竭力提供物资支持军民抗战，并积极参加抗敌后援会，担任上海市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即使在企业被日军大量侵占胁迫的情况下，仍坚拒与日商合作，并严拒出任伪上海商会会长。
上海新民机器厂创始人胡厥文，因日夜奔走为抗日驻沪守军赶制枪炮弹药而无暇理发剃须，被誉为“抗战胡子”。全面抗战爆发后，胡氏号召“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应本着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宗旨，要下决心内迁，支持抗战”。在他的动员组织下，上海146家工厂迁往内地，为抗战大后方积蓄了工业力量，其中很多企业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上海工厂及人员在战火绵延的内迁途中
秉承爱国热情积极抗日的事迹还有很多。例如，吴蕴初继成功研制国产味精后，又在化工原料和化学工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利用这一优势，吴氏积极研究制造防毒军用面具，并在航空救国热潮中出资捐献“天厨号”驱逐机和“天厨副号”教练机。
为了保存民族工业，吴羹梅将中国标准铅笔厂从上海迁往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中唯一的铅笔厂，不仅维持了战时文教事业的开展，而且产业链上的配套企业还生产供应了大量军用木箱。
荣氏兄弟也以各种方式不断向前线捐粮捐物，并且不忘救济难民。抗战期间，日军欲收购上海申新一厂和八厂股权，遭到荣氏兄弟严词拒绝。
「探路城市建设」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谈判，吴蕴初出面牵头与王若飞共同签名发送请帖，并邀请工商界人士一起参加茶会座谈，参会者包括刘鸿生、范旭东、吴蕴初、吴羹梅、胡西园、章乃器、潘昌猷等。
茶会上，毛泽东对大家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所作出的成就和贡献表示赞扬，还介绍了中共关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如“我们不把民族资本家当作敌人，而是当作朋友”“我们主张劳资两利，共同建设新中国”等。
几天后，毛泽东、董必武等又出席了李烛尘、胡厥文、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等工商界人士的宴请，交谈气氛轻松活跃。
这些重要交往传递了共产党的相关理念和方针政策，拉近了共产党与工商界人士的关系，为后来解放上海、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打下了基础。
上海解放前夕，曾参与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盛丕华提出组织一个熟悉上海工商业情况的顾问团进入上海，从而有利于开展上海解放和经济接管工作的建议，获得毛泽东赞同。
解放后的上海亟须恢复发展经济，人民政府很快就与工商界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接触。1949年6月2日，陈毅等人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邀集80余位上海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胡厥文、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蒉延芳等人就企业生产、原料、运输、劳资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次推心置腹的座谈对于消除部分企业家疑虑、坚定上海工商界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大厦
在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工商界代表人数最多，145人出席。其中，刘靖基、荣毅仁等带头递交了关于“生产问题”的联名提案，旨在解决上海公营、私营棉纺业经营困难问题，并提供了翔实的调研报告和统计数据；盛丕华就“成立工商联合会”的提议进行了发言和说明。
1949年8月，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成立。时任上海市工商局局长的许涤新称，人民政府与工商界就有了一道桥梁，可以亲密地联系起来了，这非但是工商业界的大事情，同时也是人民政府进入上海以后的一件大事情。
1951年2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省级工商联组织之一，盛丕华、刘鸿生、荣毅仁、胡厥文、吴蕴初、刘靖基等一批爱国企业家都曾在其中任职。
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爱国企业家，没有一位不是将国家的荣辱兴衰与企业的生根发芽紧密相连的，没有一位不是在民族大义、城市建设的大时代、大格局中谋划企业成长的，没有一位不是躬身践行实业报国、回馈社会宏愿的。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
（刘凝霜：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喻世红：上海财经大学商学博物馆）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夏斌 题图来源：作者供图
题图说明：天厨味精厂在抗日战争期间捐献的军用飞机来源：作者：刘凝霜 喻世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