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新京报资料图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度人口数据：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全年人口净增长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就出生人口数和净增长数看，均创下1962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这引发了社会热议。
人口净增长48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34‰，意味着我国人口增长继续放缓。当此之时，对人口增速放缓原因与影响的深层次分析，自然不可或缺。
从世界各国人口发展历程看，人口少子化的确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必然情形。但具体到不同国家和时期，导致人口增长率下跌的因素又有所区别。
在17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就表示，我国出生人口减少受到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包括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生育观念变化，婚育年龄推迟，疫情推迟年轻人婚育安排等等。
这是对当前人口问题的积极正视，也是对影响因素的清晰辨认。
净增长人口持续减少，的确是个值得关注的信号，但无论是育龄女性总量仍较多，还是三孩政策效果将逐步显现，抑或是人口的预期寿命在持续提高，都能托起人口供给曲线的相对平滑。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抱有信心。那些对人口断崖式减少的忧虑，更多的是杞人之忧。
但考虑到生育率下跌跟老龄化加剧的叠加反应，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刘易斯拐点跟老龄化拐点间隔得较近，在我国将“长期均衡”作为人口发展目标的情况下，防止人口增长率放缓对经济社会造成的不均衡“人口脉冲”，防范低生育率陷阱，仍很有必要。这就需要构建长远的、全面性、战略性的生育支持体系，营造生育友好型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氛围。
加速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首先得从长线视角看待低生育率的影响，继而用鼓励性政策举措去提振适育人群的生育意愿。
可以看到，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已有十余个省市延长了产假、生育假，安徽、河北、浙江等地还允许夫妻共同享受育儿假；多地实施三胎补贴，给予二孩三孩家庭买房优惠或现金补贴。这些措施的针对性很明晰。
接下来，针对民众的生育痛点，出台更具系统性的激励措施，着力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已是箭在弦上。
曾有学者将当代年轻人的少生不生现象归因于“家庭组织的效率不足”，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企业及社会组织都有效率，这些能创造财富，却不能创造“人”。
家庭是唯一的人口产出部门，但家庭人力资本的提升受阻，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用公共部门的制度及公共品的投入提升家庭组织效率。
这里的公共品，就涵盖教育、住房、医疗、失业保险、就业培训、生育保险、生育补贴及家庭个税补贴等公共资源供给。
而增加公共品投入，要着眼的，就是让政策更好地照拂家庭在生育方面的多层次配套需求。比如，建立完善生育成本的多方共担机制，加大对加班过劳的管理；又如，流动人口市民化权益不足，留守儿童现象难消，也是生育的掣肘因素……这些都需要以政策完善为着眼点，加速着力解决。
此外，生育成本显然不宜由家庭承担过多。揆诸现实，从中央到地方，也在加强生育补贴或抵税、逐步建立普惠性的婴幼儿托育体系和均衡的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着力。让人们生得起、愿意生，也需要更多类似的积极有效举措。
说到底，生育率的持续下跌，是对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催促。而人们生育意愿不足的地方，恰是公共服务可以补位之处。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