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有个传统，官场上称谓往往喜欢往大里叫，拿现在来说比如对于“副职”，下属们在称呼上往往都不会刻意的加上一个“副”字，像副局长一般场合下也叫局长。如此叫法理论上也不错，一来表示下属对上级的尊敬，二来也是封建时代的文化遗留。
官场称谓“泡沫”现象主要形成于唐代，只要虚衔高于实职或荣于实职，就以衔称代替职称，再加上那个时期虚衔泛滥，结果便导致了称谓“泡沫”的不断增长。
唐肃宗时，张巡在雍丘抗击叛军令狐潮。占地一县，兵员不过千人，其原职也仅是个县令，却因屡屡以少胜多，不断加授虚衔，部下也水涨船高，称大将的就有六人，“官皆开封特进”。对朝廷来讲，成本不过就是多发几纸告身而已。
晚唐五代，王纲败坏，九羊十牧，官场称谓虚涨，至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的民谣传说，是说连艄公、马夫都有了使君、仆射的荣衔。可以印证的事例很多：如李茂贞领凤翔节度使时，滥授官爵，军乐队演奏员也称为司空、太保。
虚衔毕竟也是朝廷授予的，虽然没有实权，但这样称呼也没多大毛病。比这更离谱的就是“过称”，俗话讲就是往大里叫。副职称正职，次官称长官，低品称高品，小吏互称押司，军将互称太尉。宋真宗时，为了杜绝这种现象，还特地发了一个《重定内外官称呼》的文件，由御史台等部门向各级衙署严行告谕，违者治罪。
官场上“过称”泛滥，社会上还有“僭称”，就是许多官称被广泛用到了民间，如医生叫大夫、郎中，剃头修脚叫待诏，茶馆跑堂叫博士，卜卦看相叫衙推，各行工匠叫司务，等等。据顾炎武考证，此类称呼皆起于宋时，也说明国人之崇官意识是由来已久的。
明建国后，朱元璋对民间“僭称”现象加以整饬。《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实际上，朱元璋的这一禁令收效甚微，官场上的称谓比两宋更加不堪。
最寻常的就是谀称泛滥，如李日华《官制备考》里记载，芝麻绿豆的七品小官，非得往大里喊，行人司司正叫大正使，中书科舍人叫大中翰，巡按御史叫大马台，甚至从九品的府学教授、州学正，亦尊称大外翰。
很快，“大”字贬值了，再往“太”上叫，吏部尚书叫太师，翰林庶吉士叫太史，知县叫太爷，知府叫太尊。诸多缀字，俱可滋生搭配。如县令又称县尊，乡司循此格式称邑尊，再往下，里长称里尊，让人听着头皮发麻。
到了清代，曾经一再被前人批评的“谄上黩下”完全实现。下级对上司称大人，庶民对官吏称老爷。有人考证，最初是明代巡按御史到地方上视察，三司称其为大人。清代沿袭明制，钦差出京就是大人。
雍正初，督抚也开始称大人，嘉、道以后，司道以上无不称大人，咸丰以后，知府、同知多加道员职衔，亦称大人。“甚有未加衔者，属吏亦媚之曰大人”。至此，地方官除了最基层的知县由老爷升为大老爷外，其余都是大人。
京师官场上，则以“老先生”为尊称，先是内阁大学士、六部堂官和翰詹以此对称，然后扩大到郎中、员外郎，即司局一级。再往后，无分贵贱尊卑，大家全是老先生。
地方官场上大人、小人随呼滥喊，也会引出不少笑话。嘉庆时，福州军工厂战船工竣，恭请闽浙总督汪志伊亲自来厂验收。汪总督性格严厉，军工厂的陈督办又不擅辞令，盐道麟祥怕他应对出错，特地找了个能说会道的部下达泰，让他协助陈督办接待总督。
汪总督登船检验，随身陪同的达泰一口一声“大人”，有问必答，娓娓解说。总督很高兴，盐道也十分满意。没想到在一个贮水池旁出了差错，先是总督说：“池甚深，小人跌下怕会淹死！”这里的小人指的是小孩。达泰接口答道：“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这里的大人指的是成年人，但在场之人却认为是总督大人。
达泰这话一说，当时在场之人无不匿笑，总督马上拂袖而去。事后，麟祥把达泰一顿痛骂：“好好一篇文章，被汝闹坏！”可以看出，封建官场上的称谓是很有讲究的，我们不能说这种传统在今天还依然盛行，但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