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情报工作之神奇，明显地被一些纪实文学之类的读物和海外的国民党人所夸大了。中共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严格说来并不是情报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
还在1947年夏天，国内外舆论就已经纷纷怀疑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能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了。美国的公众舆论早就在提醒政府：“必须考虑中国现政府行将崩溃及在位已久之蒋主席即将失其领袖地位之可能性”，因为“国民政府着手改革，及国军征服共军”，希望渺茫。《美英对华舆论摘要报告》（1947年8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46册第49号。当年夏天，与国民党关系甚佳的魏德迈将军受美国总统指派来华考察，竟也开始对蒋介石继续领导的能力表示质疑。他在结束考察回国前夕发表的声明当中就公开说：中国国内形势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还“须有有感召力的领导”。言外之意，蒋已失去领导中国的威望了。领教过蒋介石固执己见，且排斥异己的个性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时的说法更是直截了当。称：“蒋主席在政二十年，思想陈旧，性复固执，且极易受人之包围，不能发挥有效之力量。故中国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责任，实应由蒋主席负之。”他提出：中国的问题要想有所解决，蒋最好“退让贤路”。《密报》（1948年1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二）42933。亲眼目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一步步恶化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时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应付蒋及其中央政权失败的前景。他先是设想，应当支持地方实力派成立分裂的政府，以此抵制共产党的胜利，继而又主张劝蒋退休，以便推动国共和谈，组成联合政府。司徒雷登态度的这种转变，在1948年10月下旬以前和以后可以看得相当清楚。美国朝野的态度都如此，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更是可想而知。
倒蒋毫无疑问一度是又站在反蒋立场上的众多国民党人和中间势力的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然而，想要在中国实现非共、非国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只在1947年仅昙花一现，便偃旗息鼓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实再明显不过，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固然难以维系，以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之强，也断不可能听任另一股力量取而代之。因此，随着中共中央公开宣布愿意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1948年春天之后，那些与蒋介石离心离德的反蒋派国民党领导人，如李济深、冯玉祥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就不能不转而密谋与共产党妥协与合作了。而这些在国民党内拥有众多亲朋好友、师生旧属的国民党人参加到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中来，自然会进一步便利中共的情报工作，甚至是推动那些对蒋或对内战不满的将领们，在战场上反戈一击。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1月1日。在此之前，中共就很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和策反工作。在情报工作方面，最早打入国民党的是钱壮飞等人。1930年，钱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成为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1931年春，因顾顺章被捕，钱截获情报后被迫撤出。
此后最有名的大概是1939年潜入军统的张露萍及她所发展的情报小组，该小组到1944年被破获，没有能对后来的国共关系起到怎样的影响。严格说，中共能够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关键部门内，这个时候仍旧占据着关键岗位的情报人员并不很多。这里应当提到的有南京电信局军话台，包括重要军话台和次要军话台的主要成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监控国民党最高军政机构的通话情况。另外，主动加入共产党，潜伏在孙连仲保定绥靖公署军务处担任少将处长的谢士炎等人，这时也在帮助中共做情报工作，并设有秘密电台，只是仅半年左右即被破获。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
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包括曾经有意加入共产党，1948年受命执掌东北军事大权的卫立煌和身为共产党员的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辽沈战役期间也都没有资料能够证实他们曾经与中共暗通款曲。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员多为单线联系，或为长期潜伏的目的相当时间内不发生联系，这都造成一些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并未直接在1948～1949年的两党战略决战中发挥作用。当然，这时在国民党内向中共传送情报者为数不少，但他们大多都是由中共各地组织策动或牵线，如汪维恒、张权、史永等等，所在部门和职务不特别重要，故其情报的价值也较为有限。
关于中共情报工作之神奇，明显地被一些纪实文学之类的读物和海外的国民党人所夸大了。如黄仁柯在《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一书中称汪维恒是潜伏在军政部部长陈诚身边的军需署长，1948年5～6月到河北、东北视察后即将河北、东北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实力、驻地部署等绝密情报交给了共产党，使共产党预先了解到东北国民党军的情况一说，就有所不实。实际上汪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共，后虽担任过西北五省军需局少将局长，但在辽沈战役前就离开军界，就任上海财政局长等职。且即使汪有所谓向共产党提供河北、东北团以上部队番号等情报之事，在当时也丝毫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因为长春、沈阳被围后国民党守军的情况中共方面早就一清二楚。至于书中所说张权传送情报一事同样有传奇色彩。迄今为止，就连张权此时的身份为何亦是众说纷纭。有说他是联勤总部视察员，有说他是太湖警备区警备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有说他是国防部中将部员闲职，也有说他是黄河以西警备副司令的。至于张窃取情报一事，有说他在淮海战役进行中窃取了参谋本部作战地图，有说他是在解放军渡江前调查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江防情况绘制成图交给中共地下党，有说他两者都做了。而实际上，国民政府这时既没有参谋本部，也没有总后勤部。究竟事实如何，尚须研究。
关于中共情报工作之神奇，明显地被一些纪实文学之类的读物和海外的国民党人所夸大了。中共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严格说来并不是情报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
相反，在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党组织，这时在情报传递方面反而具有较突出的作用。如国民党第一一师中的中共党组织，就一直在秘密将该师所获得的各项重大作战行动情报，传送给中共军方。汤恩伯部作战科长刘泉溪经策反，则向中共提供了汤部的军事情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驻浦口的第九十六军军长等，也都先后为中共提供了包括江阴要塞、沪杭沿线国民党军事部署图等。当然，在整个内战期间，还是有两个极具价值的情报人员需要提到，这就是熊向晖和郭汝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