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8日下午，春节刚过去不多久，节日的喜庆气氛还未从广州街头散去。
在这个中国最南端的大城市，胡莘华在家中准备晚餐，等待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当政法记者的儿子安珂下班回家。
胡莘华一边做菜，一边等着收听《广东新闻》将要播放的一则关于“文冲船厂”的消息，因为这个采访，是儿子中午在家中刚刚整理好的。
“不错，比平时好听，是麦克风帮了你的忙。”母亲嘴上对儿子第一次口头录音没做过多表扬，内心其实比谁都期待儿子的作品传遍广州大街小巷。
晚上7点多，焦急的胡莘华夫妇听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胡莘华拿起话筒，没听到一半就觉得天旋地转，世界崩塌——电话来自广州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通知的消息是：安珂因为见义勇为，被歹徒刺中，不幸遇害。
安珂的书架上，还静静地放着那本他从小最爱看的《雷锋的故事》。
胡莘华从来以儿子敬雷锋、学雷锋、像雷锋感到深为自豪，却没有想过儿子就连离去，也要像雷锋一样。
只是，安珂究竟为了何事要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还有，人们会像记得雷锋一样，永远记得他吗？
其实在安珂成长的路上，他有无数个机会可以避开他后来选择的道路，走一条更安全、更稳当、更符合他“身份”的康庄大道，也就未必会产生悲剧。
安珂出生于1959年8月31日的广州，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城里人”，还是起点比常人高半截的“干部子弟”。
安珂父亲安铭新出身于河北省赞皇县，战争年代就投身革命，后来当上了干部，随工作调来广州，安珂是家中的第一个广州人。
安珂没有辜负他所生的家庭和所处的时代：他从开始认得图片开始，喜欢看的就是描绘共产党英雄烈士的小人书；从听得懂话开始，就爱听革命年代的战斗故事；从会挑衣服开始，就爱穿蓝白条纹的海军服，和小伙伴在大院里“打仗”。
母亲胡莘华也早已为儿子准备好教育的阶梯：从《雷锋的故事》，《普通一兵》，再到不朽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安珂最爱的，当然是那本《雷锋的故事》。
“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年幼的安珂还不能彻底懂得周总理亲自概括出来的这段“雷锋精神”，但从小学到高中，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他关心班集体中的每一个人，总是主动第一个承担班级中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
1976年，伴随着广州炎热的夏季到来，安珂也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要让复杂的社会来检验自己能跟随偶像雷锋的道路走多远。
上山下乡是当时知识青年普遍的必经之路，不过考虑到安珂的家庭背景，他要在广州城中找一份正当工作留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安铭新和胡莘华两人为了儿子的前程发愁了好久，谁知突然有一天，某位相识将一张支农报名表放到两人面前，上面的名字和字迹是再熟悉不过的安珂手笔，而支援目的地写着：西藏。
虽然安珂精神可嘉，不过支援西藏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并不是他想去就能去的。
组织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尊重他支农的想法，将他安排到了广州城附近的增城县石滩农社青年农场。
增城就处于北回归线上，气温高、雨量多、霜日少、光照足，十分适合栽培各种作物。改革开放之前，这里的农民全年要泡在土地里，劳作无休。
细皮嫩肉的安珂打着赤脚踩着泥水，因为不熟悉农务，将改良土壤的生石灰倒入地里的时候，石灰洒到安珂的脚上，将他脚趾盖都烧掉了。
这个仅仅17岁的干部子弟，和农民朋友们如同一块长大的同伴，亲亲密密，满脸笑容地挑起百余斤重的土肥、稻米，穿行于烂泥田埂之间。
在他担任组长的大田组，没有一位农友是不曾受过安珂各种各样帮助的：也许是在他们忙不完自家农活的时候，安珂就会出现在他们负责的田间地头挥动锄头；或是在家中劳力生病卧床、不能出工的时候，安珂就会提着药品守在一旁，一边煎药、一边观察记录农友的病情，直到他完全康复。
整整18个月的支农生活，不管是父母还是农友，没有听到安珂喊过一声苦。
不过安珂毕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用潇洒的钢笔字，用诗一般的语言，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段日子：“石头是刀的朋友，障碍是意志的朋友。”“为了取得而给予，人格会变得卑劣”“九个月的农村生活使我学习到许多东西，但还不够，要继续学习。”
1977年9月，安珂追随当年雷锋的脚步，在石滩农社加入了共青团。
在乡村交出满分答卷的安珂，很快就迎来了人生下一个难得的成长良机：随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决策进入实际部署，两广地区的军队开始征兵扩员。
这一次，父母没有阻拦儿子“继承家业”，1978年3月，安珂入伍，被分到一个标准的一线危险岗位：侦察兵，驻地也脱离了父母的视线，来到广西越南边境。
1979年，他们接到了儿子从前线的来信，信中有一句斩钉截铁的誓言：“为了保卫祖国，我会在所不惜、无私地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他们知道，战争，是真真切切地打响了。
安铭新夫妇不可能不担心儿子的生命安危，可儿子的觉悟成长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期望。
在战场上，安珂有勇有谋，他多次孤身一人深入越南境内执行侦察任务，然后悄悄返回报告准确军情，引导战友们发起精准有效的进攻。
对战友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安珂在身边更安心的了。
有一次，班长叶德烈正在忘我地侦察敌情，却未注意到身后一颗炮弹飞来，就在炮弹快要落地之时，一个热乎乎的身躯从侧面将自己扑住，接着就听到一声巨响在身边炸开。
从满身尘土中起身的叶德烈发现自己毫发无伤，安珂的脑后却被一块小弹片擦过，流了一脖子的血。
另有一次深入敌后的侦察任务，由于当时处于雨季，侦察路线需要穿过茂密的森林，安珂和队友在晚上走散了。
为了坚决完成作战任务，也为了不让战友担心，他运用在广州中学时期学到的地理知识，依靠随身携带的指南针、干粮和山间泉水，硬是在任务规定时间内到达了侦察目标山顶，并为战友摆下了指示标记后返回营地。
看到安珂孤胆英雄归来，战友陷入疯狂的喜悦抱在一起。安珂对“同志”这两个字饱含的深情有了更彻骨的体会。
因为这次英勇无比的侦察工作，安珂在出发前递交的入党申请书自然得到毫无异议的批准，部队还给他记了一次三等功。
在部队的4年岁月里，安珂一共受到连、团各级6次嘉奖，不仅他本人连年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学习标兵” 身份完成了从共青团员到共产党员的光荣升华。他带领的班也是连队的“军事尖子班”、“作风模范班”。
1981年11月，安珂以令人心服口服的表现结束了军旅生涯，从部队复员回到广州，他的新单位在广东广播电台。
安珂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一段话来激励自己面对新角色：“要赶紧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
谁也不会想到，这句话后来竟然成了谶语。
经过在编辑组一年功夫学习改稿、校稿、审听录音、接听电话这些新闻工作基本功之后，广东台决定再次把他提到一线部队——当一名政法记者。
广东电台的老师傅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当年广州二中的师生、石滩农社的乡亲、侦察部队的战友们一样的“魔圈”，也无法逃脱喜欢上这个面容俊秀的后生。
每天他们来到单位的时候，门必定已经开了，开水瓶也全都灌满，桌子和地面卫生都搞得干干净净，整洁卫生，甚至老师傅们爱看的报纸也已经放在架子上，只等一天的工作马上开始。
这些事，全是安珂主动、自愿、免费、从不间断地做着。
老同志们简找不到办法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只好对安珂的问题有求必应，把自己的压箱底经验技术倾囊相传。
很快，安珂就从一名善于操控枪杆子的战士，转成了一名同样精于操弄笔杆子独立撰写新闻的记者。
老同志们不担心安珂的文化水平，他已经考进广州业余大学新闻班，抓紧一切时间，像当年苦练战斗技能一样，刻苦地补习政治、语文、地理、历史等记者必须的文化知识。
通过刻苦学习，安珂迟早能追上前辈们，他们只担心一件事。
老同志说：“小安，政法记者要时常报道各种各样的案件，要敢于反映群众呼声，同各种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要不怕危险，不怕得罪人。”
安珂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喜欢当政法记者，艰苦我不怕，危险我不怕。我考虑的是怎样学好本领，搞好政法报道。”
这话可信吗？其实无需多言，从石滩到边境，安珂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这句话。
1982年12月中旬，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法庭决定对一座违建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搬迁措施。
搬迁当天，广州下着瓢泼大雨，原本一同前往的同事萌生了退意，试探性地问安珂：“下这么大的雨，还要不要去？”
他只听到一个简单有力地回答：“去！”，回头一看，安珂已经穿好雨衣水鞋，在雨中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就这样，这名背着三等功的年轻记者奔走于经济勃发的广州四处，采访报道高速增长带来的副作用，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担当着一条小小而重要的沟通桥梁。
只是广州人民、安铭新夫妇都没想到，有朝一日安珂会以自己的生命提醒大家，解决快速增长的副作用有多么重要。
1983年3月8日晚6点15分，安珂从业余大学新闻班下课，和两名同学有说有笑，走在长堤大马路上。
晚上在广州日报社还有补习夜班，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吃晚饭。
安珂和同学们进了一家名叫华光小食店的门，他们没有注意到，身后有四双无知贪婪的眼神，正死死盯住他们装满书本、鼓鼓囊囊的背包。
安珂正埋头享用广州传统美食，突然听见同学小何高喊一声：“抓小偷！”，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往店门外冲去。
店门外，4个一脸流氓样的青年人正提着小何的大书包一路狂奔。
小何追上了其中一名小偷，谁知对方一转身，眼露凶光，手中竟然亮出一把两广地区常见的牛角刀，反手刺向小何。
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叫做王锦涛，他的牛角刀眼看就要扎到小何身上，一击虎虎生风的拳脚迎面袭来，逼得他连连后退。
让流氓王锦涛狼狈不堪的正是英勇老兵安珂，眼看同伙落入下风，其余三个流氓周杰荣、唐冬仪、赖少昌也纷纷亮出手中的匕首朝安珂扑了上来。
广州繁华的大马路上，成百上千下班回家的人就这么看着马路中央，安珂以一敌四。
可悲的是，不知道是过于畏惧歹徒手中的凶器，还是常人并没有安珂这样崇高的勇气和觉悟，长达几十分钟时间里，竟然无人上前帮助安珂一臂之力，也没有人驱赶极度危险的流氓。
都说双拳难敌四手，何况这里有八只握着凶器的魔爪。
突然，人们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安珂背后、肋下血流如注，一身衣服染成了可怕的红色。
带着满身刀伤，安珂从店门右侧同歹徒缠斗到左侧柱子附近，用尽最后力气飞起一脚，向歹徒踢过去。
这一击落空了，因为安珂耗尽了全身力气，他只能踉踉跄跄背靠着一根石柱坐下，用最后的力气保持上身挺立，怒视凶徒。
一位女青年这才赶紧上前查看安珂伤势；一辆机动三轮车司机和安珂两位同学一起把他送到附近的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
然而仅仅经过20分钟，6时45分，医生不得不宣告安珂终因伤势太重，不幸牺牲。
正如雷锋一样，安珂牺牲之后，人们翻看他留下的日记，回忆他的生活历程，访问悲伤到不能自已的家人、同学、战友、同事，才发现，广州失去了一名多么优秀的青年，中国失去了另一名多么优秀的“雷锋”。
新闻行业的同事们以饱满的感情刊发安珂生前的事迹和日记，整个广州城陷入悲伤之中。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安珂被安葬的银河革命公墓前鲜花不断，凭吊群众多达数万。
安铭新家中堆满了千千万万全国各地的来信，这些信件都是来自各地青年。他们仰慕安珂崇高品德，为了安慰失去独子的安铭新夫妇，纷纷提出要做他们儿子。
这位新时代的雷锋，不仅感动了中国，在广州读大学的国际留学生们看见报道也流泪不已。
由暨南大学出面组织了13位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华侨学生，代表24个国家和地区留学生，来到安珂家中，在遗像前献上了长青松柏和织锦。
一位尼日利亚女学生说：“安珂，不但中国青年要学，外国青年也要学。”
安珂牺牲当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授予安珂“模范共产党员”称号，人民政府当即批准安珂为革命烈士，银河革命公墓后来也成了银河烈士公墓。
广州公安局对王锦涛等四名凶犯开展全力追逃，在广东肇庆、广西南宁、浙江杭州多地公安机关和群众的协助下，于4月11日将潜逃外地的凶手全部抓获。
5月2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嫌犯上诉，维持王锦涛、唐冬仪、周杰荣死刑，立即执行；赖少昌有期徒刑7年的终审判决。
当年，全国开展了强力的“严打”，捣毁无数犯罪团伙。
安珂后来被评为“八十年代卓越青年”，这是他当之无愧的称号，10多年间，各种纪念形式从未在人民之中断绝过。
2021年，安珂的感人事迹再次出现在老单位广州广播电台和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特别策划的《建党百年 英雄广州》节目之中。
人们没有忘记雷锋，也同样不会忘记安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