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时,他就用五言古体翻译雪莱的《致云雀》；在牛津求学期间,他用英雄偶句体翻译了屈原的《离骚》,还用中世纪法文写作情诗,追求到了未来的妻子；他通过中西互译,让国人了解了西方经典,让中国文学走入了世界视野；从《红楼梦》《离骚》《儒林外史》《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到鲁迅、巴金、沈从文,有人赞其“翻译了整个中国”,但熟悉他的朋友却说:“与其给他一个文学博士荣衔,不如给他一打威士忌。”
他就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今年适逢杨宪益逝世十周年,世纪文景出版了《杨宪益中译作品集》,收录了他翻译的《奥德修纪》《鸟》《凶宅》《牧歌》《地心游记》《罗兰之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卖花女》《近代英国诗钞》等九种作品,让读者能更全面地领略近代翻译大师的风采。
用五言绝句译出《致云雀》
“我出生于1915年1月10日,按阴历推算,是甲寅年(虎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母亲日后告诉我,她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算命先生说,这既是个吉兆又是个凶兆；这个男孩长大后不会有同胞兄弟,他的出世还会危及他父亲的健康,然而,在他经历重重磨难和危险之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
不知杨宪益先生在自传中写下这段开篇时是何种心情。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子,老年丧妻,半生坎坷；而同时,他在翻译上的成就足以名传千古。算命先生一语成谶。
杨宪益生于天津,是名副其实的富家公子。杨家先辈许多是清朝高官,杨宪益的祖父就曾参加殿试并高中翰林,到父亲这辈又赶上了中国最早的留学潮。杨父是留日归来,在天津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旧思旧习难消,新鲜事物又在不断滋长。幸而,家庭背景为杨宪益在时代的夹缝中撑起一方书香浸染的安全天地。
12岁前,家里禁止杨宪益出门上学,害怕作为家中独子的他会遭到绑架或其他意外。长居家中的孩子无事可做,主要的事情就是读书。十一二岁的年纪,杨宪益就已读过许多古代笔记小说和明清传奇,以及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他不但读书,还会尝试把自己喜欢的洋诗歌翻译成中文旧体诗,比如用五言绝句翻译雪莱的《致云雀》。翻译大家的苗头从儿时便可窥知一二。
19岁那年(1934年),杨宪益随老师郎曼先生远赴英国,先在伦敦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后考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研习古典文学。年轻人艺高人胆大,在读书期间,竟然用英国的英雄偶句体(Heroiccouplet)翻译了古典名篇《离骚》。这种诗体由英国诗歌鼻祖约翰·德莱顿创造于17世纪,是英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这或许是杨宪益最得意的翻译作品,也是先生一生最率性的翻译。
海外六年,杨宪益行至美国、欧洲、埃及多地,结识了不少留学在外的中国学者,如杨周翰、向达、钱锺书、杨绛等等。当然,最重要的相遇,则是与未来的妻子——戴乃迭(GladysTayler)。
杨宪益、戴乃迭在英国。
差点去了西南联大
戴乃迭1919年出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7岁时,她随父母回到英国,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年幼时期的京味儿记忆,在遇到杨宪益后,燃成了对另一种文化的喜欢,以及对一个人的深爱。
彼时,戴乃迭在中国协会担任秘书,而杨宪益在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同时,也在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两人因此相识,很快便彼此吸引,坠入爱河。戴乃迭钦慕于杨宪益的才华,回忆说对方曾用中世纪法文给她写情诗。杨宪益也十分欣赏戴乃迭的聪慧和勇气,“我改学英国文学以后,她也决定放弃法国文学,改学中国文学。当时牛津大学刚开始设置中国文学荣誉学位,她是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
尽管这段姻缘并不被双方家庭看好,但两人还是决定结婚,并在山雨欲来的1940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哈佛等英美院校的邀请,接受了沈从文和吴宓推荐,准备回国前往西南联大。
可惜行程艰难,两人取道美国返回上海,又经香港,终于来到了家人所在的重庆。母亲的百般挽留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盛情邀请,让杨宪益无奈之下辞去了西南联大的聘任,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和贵阳师范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杨宪益夫妇不仅结识了许多学者友人,还认识了几位外国朋友,包括日后成为当代西方中国艺术研究泰斗的迈克尔·苏立文。
在杨宪益广泛的朋友圈里,有一位诗友叫卢前。经此人介绍,杨戴二人最终来到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梁实秋是馆里翻译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建议下,编译馆成立了单个部门,由杨宪益和戴乃迭领导,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因缘际会,杨氏夫妇从此走上了翻译的漫漫长路,一翻便是半个世纪。
中西文学摆渡人
1951年,编译馆编制取消,几年辗转后,两人调往北京外文局。杨宪益拒绝了翻译毛选的邀请,全身心投入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尽管杂事繁多、运动频仍,上世纪50年代仍是杨宪益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先前翻译的《儒林外史》等作品顺利整理出版,杨宪益后又翻译了许多唐传奇、宋明平话小说、《牡丹亭》、《长生殿》等诗剧戏曲作品,并为《中国文学》翻译了大量唐宋诗选。
杨宪益还把许多外国文学翻译成了中文。“我记得我从拉丁文翻译了维吉尔的《牧歌》,从希腊文翻译了阿里斯托芬的《鸟》和《和平》,此外还译出了普劳图斯用拉丁文写的一部罗马喜剧《凶宅》,还有萧伯纳的《卖花女》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等等。”
翻译阿里斯托芬的过程颇为有趣。据古希腊文学翻译巨擘罗念生回忆,1954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分会希望纪念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两千四百周年诞辰,致电他说要出版《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因时间紧急,罗念生找来杨宪益翻译《鸟》,又找周作人翻译《财神》。周作人日记中写到,他于1月动笔,3月译毕。三人相互校阅,“杨君还是识者,大体尚妥”。
1960年,杨宪益花了一年时间把荷马史诗之一《奥德修纪》译成了中文。工作之外的翻译成了他肆意挥洒的试验场。他把12110行的古希腊史诗翻译成了晓畅优美的散文体,初版之时还洋洋洒洒地写作了两万多字的译序,考辩荷马其人、创作背景、艺术风格,更提到《太平广记》《水经注》等中国经典中的相似情节。字里行间,依稀可辨当年那位艺高人胆大的志气青年。
尽管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寄情文学,现实环境却愈发不容乐观。身边老友纷纷入狱或下放,灾祸最终还是降临到两人头上。
1968年4月的一个夜晚,还在对酌的两人被带走,一别四年。再回家时,柜橱里已有老鼠安家；院子里的仙人掌看似还立着,但一碰,哗啦一下就化成了灰；还有桌上剩下的半瓶白酒,已经变黄,不能再喝了。
灾难之后是更深重的灰暗。1968年,经历了“文革”初期运动而有些精神失常的杨宪益独子杨烨在英国自杀。一桶汽油浇下,留下熏黑的书桌和88张手抄诗稿。绝笔处,是英国诗人威廉·亨利的《不可征服》。
经年过后,两位老人谈及往事俱已波澜不惊,唯有丧子之痛,始终留在杨先生最爱听的那首爱尔兰民歌《DannyBoy》里。
西有“企鹅丛书”东有“熊猫丛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外文局出版了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翻译的全本《红楼梦》。这个译本被红学家吴世昌誉为“几个英译本中最完备最正确的译本”,有感于古典名著翻译的艰辛和贡献之大,吴先生特意题诗相赠:
飘泊中年迹已陈,天涯海角若为春。
樽前间煞雕龙笔,梦里空存寄象身。
《红楼梦》的翻译为几代人津津乐道,但这其实只是先生贡献的冰山一角。早年翻译的《资治通鉴》因编译馆机构变动而中断；之后翻译的《史记》则因当时身份敏感而不予出版。上世纪60年代,夫妇两人翻译了大量鲁迅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学院马悦然院士曾说,“鲁迅在20年代、沈从文在30年代就应该走进世界文学……60年代杨宪益和他的夫人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译成英文,翻译得很好,可惜有些迟了。”80年代,杨先生任《中国文学》主编,发起并主持了“熊猫丛书”,将《西游记》《诗经》《聊斋》等古典文学和巴金、沈从文、孙犁、王蒙等中国当代文学介绍到西方。想法来自西方的“企鹅丛书”,受欢迎程度亦可与之比肩。
1993年,香港大学因杨宪益“对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以及“在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杰出成就”,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2009年,杨宪益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评语是:“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能企及。”
如斯荣誉于杨宪益而言,不过是“须臾光彩”,也许还是老伙计们更了解他。
像黄苗子说,“与其给他一个文学博士荣衔,不如给他一打威士忌。”
像王世襄说,“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
也像杨宪益的自书挽联,“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知耻。”
《杨宪益中译作品集》 杨宪益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观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