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听历史老师讲过"程朱理学",但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可能没几个人说得清楚了。这里说到的“理学”,不是数理化,“理学”的"理"值得是"天理"。那么"理学"是怎么来的呢?
北宋时期,传奇的武当山道士陈抟,有个徒孙,名叫周敦颐,他曾经写过大名鼎鼎的《爱莲说》,他还提出了"无极"的概念,写成了一本叫做《太极图说》的书。不过,他的两个儒家徒弟更有名,他们是一对兄弟,叫做程颐和程颢(hào)。
程颐,程颢
1058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进行变法,这让儒家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觉得这些老不死的太烦了,于是将他们统统从中央驱赶到了洛阳。这让以程颐和程颢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突然没有政事的繁忙,闲得没事干,就聊聊天道人生吧。
这兄弟俩从师傅的《太极图说》的“无极”理论中,发展出“理”的概念,形成了理学的雏形。他们认为,在世俗社会之上存在一种自然规律和行为准则,周敦颐把它叫做“无极”,程颐程颢两兄弟则把它叫“天理”。这其实非常类似于西方哲学寻求"事物本质规律"的形而上学。
二程认为,“天理”的敌人是“人欲”,天理是合理的正当的诉求(比如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人欲则是不合理的或过分的欲望(比如要吃山珍海味,要抱着美女睡觉)。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应该是不断地去发现"天理",并且遵循"天理",同时去除“人欲”。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理学最基本的精神。不断发现天理的过程,就是学习理学的过程。
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
但很快,兄弟俩的观点就产生了分歧。程颢的观点是,因为人性是本善的,所以天理本来就存在我心中,所以只要在自己的内心下功夫就可以。但程颐却认为不能仅仅在挖掘自己的心灵,天理在外界,所以必须要通过学习去寻找天理,也就是说,必须要“格物致知”。
兄弟俩有一则轶事,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一次,兄弟俩去参加宴会,席间,主人给兄弟俩献上美女助兴,程颢对怀中美女温存备至,程颐却满脸怒容,对美女看都不看一眼。回家后,程颐指责程颢有辱斯文。程颢吃惊地说:“我在宴会上,怀里有美女,心中就有美女。我现在在家里,怀里没有美女,心中也没有美女了。”紧接着,程颢反而指责起程颐:“再看看你,你直到现在回家了,心中还是有美女!”
无论思想多么对立,作为理学的基本精神"存天理,灭人欲"都是统一的。北宋理学大师张载用四句话讲述了为什么要"存天理,灭人欲":
为天地立心:为社会重建精神的价值为生民立命:为民众确立人生的意义为往圣继绝学:继承过去的圣人的已经失传的学问为万世开太平:为千秋万代开拓和平富强的基业可见,不同于西方哲学喜欢研究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充满了实用主义精神。
朱熹
北宋灭亡,到了南宋时,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将理学发扬光大,成为一代理学圣人,形成了完备的"程朱理学"体系。而陆九渊则继承了程颢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与理学对立的"心学",这个阶段的心学就被称为"陆九渊心学"。
理学的创立者虽然是道家,但所有人都承认,理学应归入儒家思想。梳理它的渊源的话,在孔子之后,儒家思想分成了好几派,其中有两派发扬光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派"在汉朝被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孟子的"心性派"则在多年后的宋朝改头换面成了"理学"。
既然是来源于儒家思想,理学自然也就继承了儒家思想的致命缺点——只能在大一统的和平年代发挥作用,一旦出现乱世,儒家思想就只能干瞪眼了。看看下面的过程: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在汉朝大一统年代风光了几百年,到了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儒家就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佛系的清谈,啥儒家不儒家的,人都被逼得去幻想桃花源地了。
南北朝结束后,隋唐大一统王朝到来,儒家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唐帝国灭亡后,中国又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代,到处都是军政府,儒家又消失了。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抑武扬文”,消失了将近700年的儒家又回来了,然后摇身一变成了"理学"。
孟子的"心性派"逐步发展成"理学"
为什么儒家这么"面"呢?因为儒家思想对于政治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君圣相贤",为此,他们要求皇帝和宰相"必须要这样,必须不能那样"。但问题是,儒家只是幻想用个人修养和道德意识来自我约束,却从来没有设计过一种制度来限制皇权。一旦皇帝个人修养不高,就会导致君不圣,相不贤,这时候,儒家学究们就只能一遍遍地"以死劝谏",但是否听从,还是皇帝的事情。
董仲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自己的“天人感应”思想里明确了:如果皇帝做了坏事,老天就会发怒,给王朝以报应,如果皇帝做了好事,老天就会高兴,给王朝以回报。但这种带有威胁色彩的学说,在面对昏君时,依然是束手无策,所以还是无法阻止王朝的灭亡。
理学虽然诞生在南宋,但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甚至遭到了残酷迫害。朱熹晚年,发生了“庆元党禁”,理学受到重创。直到1314年,元朝的第四位皇帝(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汉化运动,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直到这时候,理学才在全国被普遍接受,成为了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因为蒙古人的官宣才在中国普及,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朱熹《四书集注》
元朝灭亡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刘伯温的建议下,全盘接受了元王朝的科举制,并且由此开启了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严苛的思想控制。朱元璋把理学之外的所有思想统统列为异端学说,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内容,凡是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才就必须全盘接受。理学由此成了大明帝国的唯一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一种思想被确定为意识形态后,它自然就成了不容挑战的真理,你只要遵循它那套完善的架构就可以。这就像跑在轨道中的火车,可以提速,但绝对不能偏离轨道。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补充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心性。如果你想创新,那也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创新,所以那些多事儿的知识分子也就不会总是创造各种"异端邪说"去干扰统治,民众思想也就不会脱离既定框架,因此国家易于管理,社会趋于稳定。
在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控制
理学就是这样一个严密的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你能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找不到答案,则肯定是你的问题不对,你也就不必再去找答案,忘掉你的问题就好。事实上,在这样一个严密的体系里,你根本也问不出不同的问题。哲学的本质是"质疑",只有宗教神学才会宣扬"信仰"。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往往就是最大胆的质疑者,而不是虔诚的信徒。但如果你一旦怀疑,你就成了异端分子,会被迅速清除出主流群体。
正是因此,从明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最为保守和缺乏创新的时代,但却是统治最稳定,疆域不断扩大的时代。但当时的中国就如同一只巨大的井底之蛙,在稳定的政治格局下,以为自己成为了"天朝上国",文化的保守却让中国不知不觉中欠下了巨大的社会发展债务,慢慢的落后于西方社会了。可以说,文化的保守导致的社会创新力降低,在一段时间内看似有利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从长远来看对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却是致命的。
更要命的是,理学本身从原理上就有一个致命之处,那就是理学宣扬"天理外求",也就是说,想要学习理学,就必须研读经典,从外部求取天理,完善自身的知识,自己才能不断成长。所以,当时经常可以看到私塾先生带着一群孩子举着书,摇头晃脑地背诵经典。
不能知行合一,就是伪君子
但即便是语录不离手,经典不离口,从外部生拉硬套获取来的知识始终不是自己的。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渐渐变成了说给别人听的口号,文采越飘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至于自己怎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注定了理学家们不能做到"知行合一"。其实早在朱熹时代,就已经有人指责理学思想培养出来的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理学家只能是讲师,说是一套,做确实另外一套。
就在整个中国社会都沉浸在四书五经的保守框架时,另一种与理学对立的思想正在蠢蠢欲动——"心学"即将登场了,而且是不同于曾经的"陆九渊心学"的一种全新学问。我们下次再讲心学诞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