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多个盛世局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迎来了民族的新生。如今中国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又一个盛世。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是什么时候呢？答案是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成康之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究竟是怎样一番局面呢？
开创西周王朝的周武王在伐纣灭商的第二年就去世了，继位的周成王此时尚在襁褓之中。由于成王不具备实际处理国家军政事务的能力，因此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旦成为了摄政。周公旦为新生的周王朝设计了宗法制、分封制以及一系列配套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周公旦设计的这套制度被归纳总结为周礼。周王朝因此被后世视为是中国历史上以道德礼仪治国的典型代表。
周成王、周康王父子俩在位期间继承文王、武王、周公的业绩励精图治开创了承平之世。成王、康王对内推行“明德慎罚”的主张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对外在征伐四方蛮夷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史记》对这一时期的记载是：“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也就是说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天下百姓安分守己，以致于刑罚在四十余年间几乎都没怎么使用。
这样的说法未免有夸饰之嫌，但成康之治确实是有史料记载以来的第一个太平盛世，也是后面的儒家梦寐以求的神圣时代。早在周武王伐纣灭商时就已意识到新生王朝的经济命脉系于中原。周人兴起于关中地区的岐山附近，可灭商以后周王朝的疆域向东大大拓展了。周王朝的都城是远在关中的镐京。周公旦摄政时继承武王遗志决定选址建造王朝的陪都。新造的都城由于位于洛水边而得名洛邑。
周公旦曾对新都有如下评价：“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地处平原的洛邑有现成的水路可供交通，所以各方诸侯入贡胶水都比较方便。如果地方上发生战乱，那么从新都出兵也比较顺畅。周公旦还政成王后多次亲自去主持新首都的营建。成王亲政后仍继续进行着新都城的建设工作：成王把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迁移到洛邑，随后向全天下宣布洛邑是国家的中心。洛邑建成后周王朝就正式开启了两都共治的模式。
周成王在召公奭的辅佐下坐镇镐京统领镐京六师；周公旦坐镇洛邑统辖东方诸侯。镐京又称宗周（寓意周王室为天下共主）；洛邑又称成周（寓意周朝王业大功告成）。周成王在周公旦制定的礼乐制度基础上进行了重新修订。周成王在完善内政治理的同时还对外出兵征服了淮夷和奄国：周成王命令召公作为太保、周公作为太师一起率军讨伐消灭了淮夷和奄国。周成王灭奄国后曾写下《多方》来训诫警示诸侯们。
当大军回到周朝都城后周成王又写下《周官》用以明确周朝所设的官职和用人方法。《竹书纪年》对周成王时期的记载有“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周成王在位时期肃慎氏、越裳氏等周边部族纷纷来朝进贡。这说明周王朝的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大。周成王在疆土扩张的基础上实行全国范围的大分封：周成王时期周人创建了一套 “授民授疆土”的新的统治方法。这奠定了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共同文化圈的格局。
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肃慎氏是现代满族等通古斯诸族的祖先之一。相传肃慎早在舜、禹时代就已与中原有了联系。舜时肃慎氏来朝献弓矢；大禹定九州时前来朝贡的周边各族中即有肃慎。周武王时肃慎人入贡“楛矢石砮”。周成王时肃慎氏来朝，成王命大臣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周康王时肃慎又来朝贡。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由此可见早在西周时期肃慎人已臣服于中原王朝。
周成王八年利用唐国（今山西省翼城县）的内乱一举吞并了这个据说传承自尧帝时期的古老王国，然后将唐国故地册封给了自己的弟弟唐叔虞。周成王为策应新任唐侯唐叔虞在山西境内的伐纣先是命人在韩地（今陕西韩城）筑城，此后又多次派出王室武装会同齐、鲁等诸侯国出兵讨伐西北的戎狄部落。唐叔虞正是在周成王的鼎力支持下得以在唐国故地立足，后来唐叔虞的后代改“唐”国号为“晋”。
《竹书纪年》中关于成王晚年的记录多是“四夷来宾”的盛世景象。然而这种和平安定的盛世景象只存在于镐京、成周等周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带，齐、鲁、宋、晋等诸侯国与东夷、戎狄的战争却并未停止。周成王快死的时候担心太子姬钊难当重任就命令召公和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成王去世后召公和毕公率众诸侯带着太子姬钊来到祭祀先王们的庙堂里用文王、武王创建周王朝的不易来反复地告诫太子。
太子姬钊继位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要求各诸侯国整顿军备。从事态的后续发展可以看出周康王（姬钊）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在周康王执政期间东夷曾向周王朝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战略进攻。处于抵御东夷第一线的齐、鲁等诸侯国挡不住东夷的进攻，所以周王朝不得不调动成周和卫国的二线部队前往驰援。周公旦之子、鲁国第二任封君伯禽面对以徐、淮两国为首的东夷联军调集了封地内的所有武装力量。
伯禽并没让自己的部队与敌人展开野战，而是让部下带着兵器、粮秣进入到修筑好的防御工事中负隅顽抗。东夷大军面对负隅顽抗的伯禽并没展开围攻，而是继续向前挺进直至渡过黄河。东夷大军的长驱直入看似气吞万里，但却难免呈现强弩之末的态势。随着卫国的增援部队抵达战场后东夷大军开始后撤。周军不断增兵后终于转入全线追击。周公旦次子、伯禽的弟弟君陈甚至统率驻守镐京的宗周六师投入到东方战场。
周王朝与东夷的这场交锋虽极为凶险且旷日持久，但最终的胜利使周王朝得以掠夺到大量财物和人口。周康王二十三年仅是鼓励宗室武臣南宫盂应效仿前辈、效命王室据一次性赏赐了官吏4人、驭手等奴隶659人、俘虏的东夷王臣13名、夷众1050人之多。尝到甜头的南宫盂随即于周康王二十五年率部北伐鬼方。据出土的小盂鼎铭文记载：“王令盂。……伐鬼方，执酋三人。获馘四千八百又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
《周易》中也有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早在商朝武丁时期就曾多次征伐鬼方。从这些征伐的规模可以看出鬼方的势力十分强大。周朝立国后鬼方一直威胁着周朝的后方。康王时期的大胜算是暂时解决了西北的问题，从而为周王朝的繁荣提供了保障。周康王在内政上宣告文王、武王、周公的事业，还颁布《康诰》以申诫殷民。《康诰》中多处提到“明德慎罚”、“用保乂民”、“敬明乃罚”。
商朝被推翻后商朝王族依然还有着相当强大的残余势力。周武王去世后商纣王的儿子武庚曾发动过旨在恢复商朝统治的叛乱。成康之际通过对商朝遗民的分化瓦解已基本消除了这些前朝遗民的反叛风险。对周边的东夷、戎狄部族的战争一再获胜使周王朝得到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周成王、周康王把得到的土地、财富、奴隶分享给了诸侯王，从而使得诸侯王更加死心塌地维护周天子的统治。
经过成、康二代的征伐使周人实现了对天下的统治。周公“明德慎罚”的礼制和德政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这是周王朝维持运营的制度保障，但主要针对的是贵族，至于对于平民则一直是实施刑法。成康时期出现了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四方少数族纷纷来贺等升平景象。这主要是由于西周初年以礼治国、崇尚道德教育、实施惠民政策和严格执行法制的结果。
周公旦为周王朝制定的礼乐制度为什么能缔造出“成康之治”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盛世呢？首先宗法礼制通过立规矩、划地盘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又通过分封制把风俗各异、贫富有差的广大地区分成了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单元。这既利于发挥诸侯的主动性，又能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周王朝通过结盟部落与方伯守边相结合对异族构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和有效的军事压制。
在这种既无内忧又无外患的局面下何愁不太平？不过“成康之治”到了康王后期实际上就已出现种种衰乱迹象：沉湎女色、征伐不断、刑罚不慎......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任何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都必须适时损益更张。灭商开国后的大约半个世纪内周王朝主要是依靠周公旦制定的礼乐制度治国，可随着时代的发展使宗法制、分封制的一些固有缺陷被日渐放大。从西周第四代君主周昭王起历代周天子几乎都在补制度体系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