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不仅整容，还着迷练字，因交际场有两个对陌生人的潜规则，一是“以貌取人”，二是“以字取人”，诚然孔子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但圣人都犯的错误凡人更难避免，而“以字取人”虽也不是高明的判断方法，但从古至今对书法的推崇，使其具有比外表还大的迷惑性，于是当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两点的时候，周围人惨了。
同时拥有这两点的人就是郑孝胥，他是一个矛盾而且复杂的人物，他的学识基础都来源于他年轻时候的家庭教育，1860年时郑孝胥出生于晚清苏州，结果苏州被太平军控制，一家老小不得不全部迁往老家，他在作为名士的叔祖郑世恭膝下开蒙，从7岁到17岁，从《三字经》到《尔雅》，郑孝胥身上沾染了无限的文人气息。
又因为郑世恭和沈葆桢有交情，沈葆桢因此也认识郑孝胥，沈葆桢作为当时晚清重臣，郑孝胥刚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江西巡抚，后又升闽浙总督，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是推动台湾近代化的重要存在，郑孝胥被他赏识后成为了他的幕僚，两人时不时谈文论道，他还有幸得以认识林寿图，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一次婚姻更让他的外壳金光闪闪，公元1879年郑孝胥娶了吴赞诚的二女儿吴氏，吴赞诚也是当时的一位大臣，跟沈葆桢关系密切，而且他的大女儿嫁给了李鸿章弟弟李蕴章的儿子，他本人也跟李鸿章的长兄有来往，所以郑孝胥娶吴氏就意味着郑氏和李氏攀上了关系，意味着他身家清白，人品高洁。
在良好家庭教育、稳健人际关系、高标姻亲支撑这三点的铺垫下，郑孝胥还未参加福建省乡试之前，就有了名气，让他出名的最重要一点，当然就是书法，中国书法发展到清朝出现了中兴，初期流行帖学，后期流行碑学，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是站在前23个朝代的肩膀上，华采众长，所以显得郑孝胥会得字体特别多。
最开始的时候他模仿欧阳修和苏轼，还有颜真卿，后来魏碑也是他的灵感来源，而欧阳修的楷书膏润无穷，颜真卿的颜体雄秀端庄，苏轼的书法行云流水，魏碑时而朴拙险峻时而舒畅顺滑，使得郑孝胥的书法清刚又松秀，如今书法协会副主席沙孟海甚至说他的成就在赵之谦、陶浚宣、李瑞清之上。
渐渐地，在晚清书法上无人能出其右，所以郑孝胥一年光是卖字，都能收入20000金，被称为是“一字千金”，1908年李经楚，即李鸿章兄长的儿子，也是招商银行的创始人找到了他，更是一开口就直接说“4字4000两黄金”的程度，即便两人没有交情，郑孝胥也不会跟钱过不去，于是“交通银行”这4字，如今还挺立在大街小巷，十分常见。
那时候李鸿章就夸他“人且清挺，文笔入古”，这不就是对他“貌”和“字”的巨大肯定？不过李鸿章一生在近代化工业和甲午中日战争上也是毁誉参半，郑孝胥本人也逃不过“晚节不保”，还是公元1911年，那一年什么事都大不过辛亥革命爆发，大清亡了，按照以前的说法是，郑孝胥他们都要做大清国的遗民了。
“遗民”这个词本身是不具有褒贬义的，但你要是一想到城墙上，外族入侵而誓死坚守的众臣，你就会觉得遗民顿时变得有气节起来，郑孝胥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作为“遗民”，他们留着辫子，坚持在诗文书信上用宣统年号，变得固执起来，把这一场前所未有大势所趋的改革看作是“群盗如毛国若狂”。
后来他还做了汉奸，毕竟溥仪都成了最大的汉奸，郑孝胥以“遗老”自居，被溥仪招到了北京担任总理内务府大臣，当溥仪去了日本，他也跟着筹划复辟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国歌和建国宣言就是他负责起草的，更重要的是，1936年之后他依然还在为日本人做事，导致故交好友纷纷割袍断义，形同陌路，分道扬镳。
“散原老人与海藏齐名四十余年，晚节犹如熏莸之异”柳亚子为之盖棺定论，当时是1938年郑孝胥不知是暴毙还是被毒杀，死于长春，散原老人则是之前七七事变就拒绝服药进食，最终忧愤过世，所以柳亚子说郑孝胥和散原老人是“臭草（莸）”和“草（熏）”的差别，可见外貌当真不重要，以书法看人也十分可笑，甚至并不比以貌取人好，欲知人性还是在于“路遥知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