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不好意思，由于最近工作繁忙，杂事太多，迟迟未能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完成后半部分，让很多朋友久等了！还望大家见谅！
本文的上篇在这里——《漫谈武大与北大的历史渊源（上）》
一、民国前期：零星、单向的人才输送
（一）1919：首次相遇
（二）1925：不欢而散
（三）1927：来去匆匆
二、民国后期：珞珈魂 红楼铸
（一）北大老校长蔡元培：“鄂省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与北大中大等并重”
（二）北大教授胡适：“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
（三）武大前校长刘树杞：蒋梦麟时代北大“中兴”的重要功臣
（四）西迁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学术水平“甚至可以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相媲美”
（五）“后起之秀”的雄心壮志：“至少要起而与老大哥似的北大、清华诸校相抗衡”
上篇补记：
笔者在上篇中曾经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堪称北京大学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先后遭受奉系军阀与国民党当局的轮番摧残，甚至还一度“亡校”！在此期间，该校原本在全国数一数二的强大师资，大部分都流失殆尽。
北京大学作为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其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这可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北大的这场巨大灾难，在客观上却给全国的很多文化教育机构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发展良机。当时，与北大自身的急剧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的，则是从北大本校流失出去的“北大帮”校友群体，在全国各地的众多新舞台上的呼风唤雨与兴盛一时（1928年定名和改建的国立武汉大学，当然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1930年12月，《大公报》上曾有一篇文章指出：
至国民革命成功，国府奠都金陵，曩时北大师生因缘时会，学优则仕，上自首都教育行政机关，下至大学专门校务，并及各种国立学会图书馆等事业，靡不兼容并包，极一时之盛。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刚刚改建不久的国立武汉大学，作为全国高校中的“后起之秀”，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要追赶上少数顶尖级名校，自然尚需较长时日，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不过，在物质建设方面，要赶超先进水平，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特在此补充一点数据，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点。
先说“岁入经费”（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每年的“办学收入”），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当年的岁入经费为43.1万元，位居全国第12名，北大为49.5万元，全国第10；1929年，武大为78.9万元，全国第11，北大为90万元，上升到全国第7；1930年的数据不详；1931年，武大为135.6万元，上升到全国第6，而北大大概是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全年岁入经费仅26.2万元，已经下滑到30位左右了；1932年，武大为111.1万元，全国第6，北大为102万元，全国第8；1933－1935年，武大岁入经费分别为151.7万元、178.2万元、159.1万元，全国排名3－4位，而北大连续3年都是将近92万元，排在7－8位。
再说“设备价值”，1929年，北大为36.3万元，高居全国第3，武大仅8.4万元，全国第17；1930年，北大仍为36.3万元，全国第3，武大16.9万元，全国第13；1931年，当年新增的设备价值，武大突然间就窜到了全国第1！（武汉大学91万元，广西大学54.7万元，清华大学51.1万元，中央大学43.6万元）而北大当年仅新增3.1万元，实在有点惨不忍睹……1932年，武大当年新增37.2万元，全国第5，北大新增20.7万元，全国第8；1933－1935年，武大新增设备价值分别为52.6万元、75.1万元、79.6万元，连续三年蝉联全国第1！而北大1933年为23.2万元，全国第7，1934－1935年更只有区区数万元，全国排名30位左右……这我就有点看不懂了——那时候北大不是在“中兴”时期吗？岁入经费也不少了，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仅就“财力”与“物力”两方面而言，北大已逐渐沦为一所普通的国立大学，再不复昔日的“最高学府”之荣光，而这大概也是蒋梦麟先生一开始并不是很愿意接长北大的一大重要原因吧。不过，他最终还是肩负起了这一重任，带领着北大逐步走向了“中兴”。
上篇中曾经提到，北大校长蒋梦麟当时麾下有“三驾马车”——文学院院长胡适、理学院院长刘树杞、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其中，刘树杞曾任国立武汉大学筹备主任、代理校长，这里再补充一句——早年毕业于北大的周炳琳，1926年上半年曾在当时的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武汉大学经济学科的前身）任教一学期，因此，他也可以被视为武汉大学校友。
好了，上篇就补充到这里了，现在请大家继续阅读中篇——
三、计划经济时代：特殊年代的人员流动
（一）院系调整中的北大与武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在政治上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而且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全面学习乃至照搬“苏联模式”。惟其如此，在高等教育领域，除了要对全国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外，还要进行全国范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主要是将民国后期的那些学科门类较多的“美式”综合性大学调整为仅有文、理两科的“苏氏”综合性大学及各种专业学院。
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的“遭遇”大体上是比较相似的，即原本都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不过北大总共有33个系，武大仅有20个系），随后工、农、医三大学院全部分离出去，或并入其他高校，或参与组建一批新的高校，文、法、理三大学科亦有少量专业分离出去，但更多的则是其他高校的相关专业并入本校。
1934年在武昌街道口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显示了当时仅有文、法、理、工四大学院的国立武汉大学的学科发展目标。然而，直到1947年，武汉大学方才最终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目标与学科格局，而且仅仅只维持了3年时间，便因院系调整而宣告终结。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均拥有七大学院（中央大学在成立之初更是一度拥有过八大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台湾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河南大学、贵州大学、长春大学等校则均为六大学院，其中，北大、武大、台大、河大、长大均为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学科配置。
（写到这里，有些话实在是不吐不快，那就顺便说一下吧。七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在武汉大学主页上看到某位“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发表的一篇关于“武大精神”的文章，这位“熟谙武大历史”的耄耋老人，居然在文章中如此写道：
武汉大学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所覆盖文、法、理、工、农、医的大学，这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也无法企及的。1936年，武大迁至乐山，图书馆也完整地西迁四川，书籍实验设备一路用船运输，毫无损失。
当时，我简直目瞪口呆、惊骇莫名！后面那句话中的三处明显的硬伤暂且不论，就说前面这句吧，我完全不敢相信，一位在抗战时期从当时仅有文、法、理、工四大学院的乐山国立武汉大学毕业的著名学者，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话来？？？！！！
于是，我立即给他老人家打了个电话，向他澄清了相关史实，随后，又迅速与学校有关部门联系，将这个过度夸张的低级错误从文中删除，以免其“贻笑大方”，并将明显有误的第二句话修正为——“1938年，武大迁至乐山，图书馆也费尽周折西迁四川，书籍实验设备一路用船运输”。
之所以在这里专门提及此事，只是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们——在很多问题上，千万不要盲目迷信任何一位所谓的“权威”人士，切莫想当然地认为像“资深教授”、院士这样的学术大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事实上，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有出错的可能，哪怕是最顶级的学者，哪怕是在他们自己比较熟悉的事物上，一旦犯起低级错误来，也是毫不含糊的！）
不同的是，当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大部分都并入了北京大学，也就是说，当时北京地区最好的三所大学的文理科（在全国范围内也都是顶级水平）已大部集于北大一校，完全就是一种傲视群雄、碾压一切的存在！在这场院系调整中，北大固然是损失了全国顶级水平的农科与医科，但在另一方面，却直接抽掉了清华的“脊梁骨”（大部分文理科），还得到了燕大的“躯体”（大部分文理科以及整个校园），从总体上来看，显然还是“得”大于“失”的。而且，也正是拜清华、燕京二校强大的文理科所赐，通过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可谓是轻而易举地完全压倒了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等这些原本实力极其雄厚、但却在院系调整中损失惨重的老对手，毫无任何悬念地再次彻底奠定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学术地位。
至于原本也实力不俗的武汉大学，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当时中南地区并入武汉大学的几所大学的文理科，其实力与地位显然远远无法与清华、燕大相提并论，毕竟，放眼整个中南地区，除了在院系调整后仅有的两所保留“大学”之名的著名高校——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之外，就再也找不出像清华、燕大这么好的大学了！如此一来，由于工、农、医三大学院这“半壁河山”被分离出去，而文理科又没有得到比较好的补偿（图书馆学除外），总的来看，武汉大学在院系调整中的“所失”可以说远远大于“所得”。于是，在院系调整过后，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之间的实力差距便被迅速拉大了很多！再也不可能有20世纪40年代时的那种与北大、清华“并列而无愧色”的底气与豪情了。
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主要是以行政大区为单位进行的，但也有不少跨“区”的迁徙与流动。在院系调整中，华北地区的北京大学与中南地区的武汉大学之间，由于国家的一项特殊政策，曾经产生过唯一的一段联系——1952年，国家决定将全国各个大学哲学系的所有教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一所高校，统一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也就是说，全国只保留唯一的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全部撤销。最终，北大哲学系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大学的教师60余人，其中教授20多人。就全国范围而言，在大学中从事哲学专业教学与研究的学者竟然如此之少。但当这些人全部集中在一所大学之后，其阵容又可谓是蔚为大观了。
当时，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黄子通、程廼颐、周辅成、江天骥、石峻、陈修斋、张世英等7名教师全部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院系调整后全国仅存的北大哲学系中，直接来自原武大哲学系的学者数量，仅次于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另外，当时从其他大学哲学系转入北大哲学系的教师中，亦有汪奠基、洪谦2人早年曾在武大哲学系任教。在上述9人中，黄子通、江天骥、石峻、汪奠基、洪谦5人原本就是北大、西南联大或燕京大学的校友。
（二）李达——与北大争抢人才的武大校长
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原湖南大学校长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众所周知，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不幸的是，在他调来武大之后，学校里却已经没有他所从事的专业了。这当然是一件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于是，在上任后不久，李达校长便开始谋划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
李达——武汉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53－1966）
由于当时全国的哲学学者主要集中在北大一校，因此，其他大学如果要重建或新建哲学系，其首要的“挖人”对象便是北大哲学系了，武汉大学自然也不例外。面对李达校长的盛情邀请，有几位老先生大概是因为年事已高，不是很乐意前往武大任教，于是，李达便将引才的重点放在了一批30岁上下的中青年才俊身上。在他相中的那些年轻学者中，有个别人一开始也不大愿意来武大，但最终还是被李达求贤若渴的诚意与热忱所打动。
据笔者统计，在武汉大学哲学系重建前后，李达校长从北京大学的师生校友中总共聘请了江天骥、陈修斋、唐明邦、杨祖陶、刘纲纪、朱传棨、杨敏才、李昌登等8人来校任教，这8人与北大、武大的具体关系如下：
江天骥，1942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48－1952年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52－195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56年重返武大任教，1998年退休，2006年去世。
陈修斋，1949－1952年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52－1957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重返武大任教，1993年去世。
唐明邦，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起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2018年去世。
杨祖陶，1945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留校任教，1959年起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2017年去世。
刘纲纪，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起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56－1958年回北大进修美学），2019年去世。
朱传棨，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随后入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进修2年，1958年起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96年退休。
杨敏才，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1956－1987年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
李昌登，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同年起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66年去世。
在上述8人中，江天骥、陈修斋2人相当于是被李达校长“请回”了武大，而其余6人则全都是直接从北大“挖”到武大的。另外，为了提高武大哲学系的师资水平，李达校长还派遣了很多骨干教师到北大哲学系去进修，比如早年毕业于武大哲学系的萧萐父，李达在邀请他回母校任教之前，便先行将其派往北大哲学系进修了半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纲纪当年在北大还没毕业的时候，李达就曾亲自来到他的宿舍，邀请他去武大读自己的研究生！刘纲纪虽然深感荣幸，但他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学与艺术方面，而且离开北大的众多师友也让他倍感失落。来到武大后，刘纲纪向哲学系的负责人表达了自己想要从事美学研究的想法，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达校长得知后，竟然给予了大力支持，当即将他派回北大继续进修美学，甚至还专门让自己的秘书给北大校长江隆基和著名美学家蔡仪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于是，刘纲纪在武大只呆了短短20多天之后，便又回到了北大！两年进修期满后，刘纲纪重返武大，再执教鞭，最终在美丽的珞珈山过完了自己的后半生。
1958年5月，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中）与在北大哲学系进修的武大哲学系青年教师刘纲纪（左一）、萧萐父（左二）、孔繁滋（右二）、朱传棨（右一）等人在北京前门饭店前合影
李达校长爱才惜才、乃至不惜与兄弟院校抢夺人才的事迹，可以说不胜枚举，这里再列举两个与北大有关的事例。如前所述，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早年曾在北大学习、任教过的武大哲学系副教授石峻，此时又重返北大，1955年又调到人大。据他回忆，“在一次与李校长会见时，他曾深情地对本人说过，如果他早来武大，是决不会放我走的。这一直给我以非凡的知遇之感和难以忘怀的回忆”。
再如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韩德培，1946年来到武汉大学法律系任教，1947年任法律系主任，1949年任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1951年任副教务长，在校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20世纪50年代初，主持中央法制委员会工作的王明曾邀请韩德培去北京和他一起工作，但当时的武大当局没有同意。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后，在朝鲜战争板门店谈判期间，外交部曾试图将韩德培调过去参加谈判，但遭到了李达的拒绝。当时，李达曾经放出话来：“武大什么人都可以调，就是韩德培不行。”
1955年，韩德培因为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决心就此离开珞珈山，前往北京大学任教。当时，北大与外交部都希望将韩德培调过去工作。然而，李达校长坚决不肯放人，有一天晚上还亲自来到韩德培家中进行挽留，由于韩德培执意要离开武大，和李达校长“谈得几乎要吵起来”，最后两个人都满怀怒气，不欢而散。不过，李达最终还是将韩德培“强留”在武大了。
1957年，韩德培在“反右”运动中被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沙洋农场进行劳动教养。195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被撤销。1960年，韩德培在摘掉“右派”帽子后，回到武汉大学担任外文系资料员，后又改教英语。196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再次试图将韩德培调去北大工作，然而，当时主持武大工作的副校长何定华依然不肯放人，让韩德培离开武大的计划再次“功亏一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武汉大学于1979年决定重建法律系，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刘道玉曾在法律系筹备工作会议上充满感情地指出：
现在看来，1958年撤销法律系是完全错误的，是左倾错误的表现，是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恢复法律系，就是纠正历史的错误，重铸金牌。现在恢复法律系，正适时宜，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历史上，法律系是我校的王牌系，是武汉大学的骄傲。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已经被打破了。但是，所幸的是，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
我想，每一位武大法律学人，除了应该对当年一手恢复重建武大法律系的刘道玉校长与韩德培教授心存感激之外，也应该对李达与何定华这两位老校长充满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不是他们二位当年高度珍视人才，多次“强行”将韩德培先生留在武大，坚决不准他调往北大，那么，我们武汉大学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重建法律系的“晶核”与“信心”将从何而来？又怎么可能会有今天如此之高的学术地位？！
韩德培——最终无缘北大的武大法学“晶核”
（三）曾昭抡——对武大化学学科居功至伟的北大校友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之间的人员流动，还有几例非常值得一提。
1955年8月，为发展原子能事业，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原子能人才的机构——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并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选拔了97名优秀学生调入该研究室进行培养。其中，武汉大学物理系调选了10名学生前往北大就读，在这10人中，后来有张焕乔、潘自强2人在1997年分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的要求下，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设立了全国最早的计算机专业之一，并从全国部分高校抽调一批优秀学生来学习这门新兴科学，此时，武汉大学数学系三年级的沈绪榜即被选派到北大来学习计算机专业。说来也巧，他也是在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以上三人，均可谓为当时武大为贯彻国家意志而向北大输送的一批优秀人才中的杰出代表。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958年，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北大校友——曾昭抡先生来到了武大，进而对武大化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曾昭抡
曾昭抡是曾国藩的侄曾孙，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1931－194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化学系，在有机理论、分子结构、制备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卤化物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是中国化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担任过4届会长和1届理事长，还在该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用英、法、德文发表本国化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中国化学会会志》（1952年更名为《化学学报》），并担任了20年的总编辑。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93年统一改称院士），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于1949－1950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50－1952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2－1957年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5、6月间，曾昭抡与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科学家经过调查，共同起草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并由民盟中央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提出。6月6日，在民盟的一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六六六”会议）上，曾昭抡又与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人就“整风”运动中的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然而，不久后，这“六教授”全都被划为大右派，成为全国舆论界口诛笔伐的重点批判对象。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决定撤销曾昭抡、钱伟长等11人的学部委员职务（直到1980年才恢复这一名誉）。
1958年3月，中央决定将曾昭抡调到武汉大学任教，由武汉这个当时被认为是最革命的“大熔炉”来改造这位赫赫有名的全国“大右派分子”（刘道玉语）。曾昭抡所遭受的这些极不公正的待遇，当然是他个人的极大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但是对当时的武汉大学来说，却是“因祸得福”地收获了一位重量级的学术大师！
1958年4月，曾昭抡只身一人南下，来到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他完全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事业之中。据他当年的科研助手刘基万回忆，曾昭抡一到武大，就成天泡在学校图书馆和化学系资料室里，无论天气如何，每天都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很快，他就在武大领导建立了元素有机教研室，这支科研队伍总是夜以继日地进行科学实验，他们的实验室被公认是当时的武汉大学夜晚灯光最亮的单位之一。随后，曾昭抡又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写出了一部140万字左右的《元素有机化学》教材，这是我国第一部该专业领域的丛书，在国内化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1961年暑假，过度劳累的曾昭抡不幸病倒了，并被确诊为淋巴癌（当时对他本人封锁了病情），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之后才回到北大家中。当时，武大的领导要他长住北京疗养，也有不少人多次劝他就此调回北京，但都被他拒绝了。他坚持每年回武大两次，每次三个月左右，并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培养年轻人上。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的元素有机化学专业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在全国化学界异军突起。1963年的冬天，他曾经非常高兴地向自己的学生和助手们表示：“我在武大这几年的工作是我一生最满意的一段工作”，“我对武大、对大家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令人无比钦敬的是，在北京疗养期间，已年过花甲的曾昭抡先生，还专门邀请北大日语系的教师为他开日语课，又请北大化学系与技术物理系的徐光宪教授为他讲授“结构化学”；回到武大之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又随同数学系的学生一起，听完了张远达教授的“线性代数”，“课堂笔记记了一厚本，并把每章的习题都做完”，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辉典范！1964年，曾昭抡还曾在一份“思想汇报”中豪情满怀地写道：“我虽年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10年、2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争取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曾昭抡、俞大絪夫妇
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剥夺了曾昭抡继续为国家和人民发挥余热、多作贡献的机会。“文革”爆发后不久，曾昭抡的夫人、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俞大絪（著名的《许国璋英语》第五、六册主编）便被迫害致死，而他当时甚至无法回家送自己的妻子最后一程……
很快，到了1967年初，曾昭抡在武汉大学也遭到了残酷的批斗和迫害，不仅被扣上了“全国大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曾国藩的孝子贤孙”等帽子，甚至还在批斗大会上被当众公开对他本人保密了5年多的癌症病情！1967年底，曾昭抡在湖北医学院（今武汉大学医学部）第二附属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含冤去世。
1981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曾昭抡举行了追悼会，并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他的骨灰盒中，还陈放着一本这位杰出的北大校友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所完成、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元素有机化学》第一分册《通论》。
另外，“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所有的高校都停止了正常的招生工作。到了1970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先提出，要在广大工农兵队伍中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式招收一批新生（后来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随后，武汉大学积极响应，仿效北大、清华的做法，开始在湖北省内进行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试点，1972年，又将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礼尚往来 携手并进
（一）刘道玉——又一位与北大争抢人才的武大校长
到了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继30年代的王世杰与王星拱、40年代的周鲠生、50年代的李达之后，又有幸迎来了一位同样杰出的校长——刘道玉。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21日的新华社电：“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刘道玉——许多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心目中的“永远的校长”（1981－1988）
面对着在过去种种“左”倾错误的长期摧残中急剧衰落、百废待兴的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立下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决心和誓愿。在其领导下，武汉大学锐意改革，不断进取，在短短几年内便一雪前耻，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就，其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乃至被媒体誉为“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全国高校中的深圳”，而刘道玉本人也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称赞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四进士”（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朱九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温元凯）之一。
刘道玉时代的武汉大学，不仅校风自由、民主、开放、活跃，而且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整体实力也迅速增强，与国内少数顶尖级名校之间的差距也大大缩小。当时，武大校内甚至还有一些人喊出了“北有北大，南有武大”、“民主的北大，自由的武大”之类口号，虽然这样的说法颇有“攀附”之嫌，而且在学理上似乎也说不过去，但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武大师生对本校的优良校风以及实力地位的高度自信与无比珍视。如果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的话，那么，20世纪40年代的那个敢于公开宣称与北大、清华“并列而无愧色”的武汉大学，终将会王者归来！
当年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在全国很多大学的广大师生心目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就连北京大学也不例外。笔者曾经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一段传言，说是有一次武大校长刘道玉访问北大，没想到北大的研究生们居然打出了这样的横幅——“欢迎刘道玉来北大当校长”！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当面向刘道玉老校长本人求证其真伪，刘校长告诉我，这个传言他也曾经听说过，但是，这不是真的，没有这回事，北大他确实去过好几次，不过，没有一次是正式访问，他每次都是私下去的，而且都是出于同样一个目的，那就是——“挖人”！
事实上，刘道玉从北大的师生校友中为武大物色人才，早在“文革”后期、1973年出任校党委副书记之后就开始了！其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如下几位：
胡迪鹤，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研究专家，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随后留校任教，是北京大学概率统计教研室最早教员之一，1973年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曾任系主任，2012年去世。
张尧庭，中国应用统计的重要开拓者，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随后留校任教，1976年被下放到贵州的山村中学，1978年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后曾任武汉大学统计学系首任系主任、管理学院院长等职，1994年调入上海财经大学，2007年去世。
叶汝琏，法国诗歌研究专家，1948－1980年任教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80年调入武汉大学，主持创办武汉大学法国问题研究所，后曾兼任法语系主任，2007年去世。
张学仁，外国法制史研究专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20世纪80年代初（具体年份没查到）调入刚刚重建的武汉大学法律系。
梁西，中国国际组织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50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1953－198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回到武汉大学法律系任教，2020年去世。
郑克鲁，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与翻译家，晚清著名实业家、思想家郑观应之孙，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84－1987年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
雷祯孝，“人才学”的首倡者与创立者，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85－1993年任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人才学研究室主任。
黄念宁，理论物理学家，著名国学大师黄侃的七子，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0年该系研究生毕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具体年份没查到）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任教（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先成为北大校友，再成为武大校友）。
以上几位北大师生校友，都是在刘道玉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期间来到武大任教的，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对刘道玉治下的武汉大学心驰神往的北大师生，还远远不止这些。当时，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两位学部委员（院士）——徐光宪、高小霞夫妇以及法律系主任张国华教授，都曾主动提出希望能调到武大来工作！要知道，当时整个武汉大学化学系都只有查全性一位学部委员！如果这三位北大教授都能如愿成行，那么，此事对于武大和北大的影响与震动都将是极其巨大的！而最后的结果也可以想见——当时的北大校方，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多次差点就调到北大去了的武大法律系主任韩德培，其子韩铁教授有一次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碰到了北大法律系的一位副系主任，对方曾向他大发感慨，“说武大法律系有气魄，职称问题解决得比北大快，也比北大好”。这大概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什么当时连北大法律系的系主任都想“跳槽”来武大了吧。
另外，刘道玉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还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了已被废止数十年之久的“转学”制度，不仅允许学生在校内自由地转专业、转系，甚至还允许跨校转学。这一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医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等著名大学都有不少学生纷纷致信武汉大学有关部门或刘道玉校长本人，希望能够转学到武汉大学来就读！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由于学校隶属关系、学籍和户口制度等多方面的限制因素，办理转校手续要比校内转学要困难得多，最终成功地从这几所大学转学到武汉大学来的学生，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例，其具体情形如何，尚待进一步查考核实。
2005－2006年间，刘道玉老校长曾在多场讲座中专门提到了上述事例，并且充满自豪地对那些从未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新世纪的武大学生们声称：
平心而论，我们武大的师资力量、学术研究水平、教学水平，绝对在北大、清华、中科大、复旦、南京大学之下，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北大、清华、中科大的学生要转到武大来呢？就是因为珞珈山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有一股民主的风气！他们不是“慕名”我们的某个某个名师，而是“慕名”武汉大学自由的学风。
至于北大的某些优秀学者也希望能调到武大来工作，刘道玉也作出了基本一致的解释：
为什么人家要离开北京，离开北大，到武汉大学来呢？到这个“三大火炉”来呢？虽然武汉大学的气候炎热，但是空气新鲜，学术自由！人家就图这一点！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武汉大学，刚刚从历史低谷中走出来没多久，居然就能对北京大学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众多师生校友产生如此强烈的吸引力，这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写到这里，笔者也不禁心生感慨——武大校长常有，而刘道玉不常有！假如我们武汉大学能够多出几个像刘道玉这样爱才惜才、并且善于引才用才的校长，就算超“清”赶“北”难度太大，但恐怕至少也早就已经能够达到如今“华五”（“华东五校”）的水准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用“华武”来聊以自嘲。
（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两校渊源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在1988年初刘道玉校长被非正常免职之后，武汉大学蓬勃发展的势头便黯然而止。20世纪90年代的武汉大学，其改革与发展的脚步明显放缓，甚至又开始走向衰落，很快便从全国前十的水平迅速下滑到了二十位左右！当时的武大师生，曾经炮制出了很多看似好笑、但更多的则是令人心酸的“段子”来描述学校每况愈下的颓势。比如有人说：
刘道玉带领武大向前走
×××带领武大原地走
×××带领武大往后走
×××带领武大到处走
还有人说，武汉大学有两个“世界第一”，一个是校园风景，还有一个是——下降速度……
一所大学的衰落，最为直观的表现，便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刘道玉校长离职后，武汉大学很快便从人才的净流入地变成了净流出地。曾有人戏言，20世纪90年代的武汉大学，其师资状况可以用“三光”来描述——
老年的死光——自然规律不可抗拒，20世纪中叶汇聚的老一辈学者在90年代前后纷纷凋零
中年的退光——五六十岁的中年学者纷纷退休
青年的走光——三四十岁的青年学者纷纷出走
还有人笑称，90年代从武汉大学流失出去的那些人才，足以在校外另外再组建一所武汉大学了！这番话固然可以说明武汉大学“造血”的能力还挺强，但更多地则是体现出武大当时的人才流失问题之严重！
与人才的严重流失紧密相连的，则是很多重要发展机遇的遗憾错失。笔者曾经听说过一段传闻，但不知真假，特将其述录于此，恳请相关知情人士帮我证实或者证伪，谢谢！据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自宝岛台湾的“光华教育基金会”曾与武汉大学洽谈合作，希望能以冠名作为回报，对武大的管理学院予以大力资助。然而，这项本来可以实现“双赢”的合作计划，却被当时的武大领导层所否决，据说，在开会讨论此事的时候，某位领导居然非常严肃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光华，光华，光谁的华？！”
假如这个传言确有其事的话，笔者倒是很想隔空反问一句——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华”吗？！
这可真是——过度追求“政治正确”，结果却成了政治不正确！过于追求“宁左勿右”，结果适得其反，一不小心就成了极右……而更重要的是，好不容易从天下掉下来这么大的一块馅饼，可有些人都懒得正眼看一下，偏要一口咬定它有毒，然后就直接扔掉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似乎是——在武汉大学碰了钉子之后，这个不知道要“光谁的华”的基金会又去找北大合作，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家喻户晓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笔者真的非常希望能有人向我辟个谣——这一切都是假的！
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北京大学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上也总是被隔壁清华摁得死死的——就像同一时期的武大也被同城的华工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样。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大当时再怎么困难，也依然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依然对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武大则是人才大量流失，源源不绝地“输出”到全国各大高校和社会单位，这其中有多少人去了北大，笔者并不是很了解，但应该是为数不少吧？
据我所知，武大有一位本校子弟出身的著名教授，曾多次应邀到北大讲学，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北大方面打算直接将他“挖”过去，他本人也心动了，决定接受北大的聘请，特别是考虑到自己大半辈子都在武大生活，也很希望能换个环境。当时，武大的有关领导还是努力挽留，而且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如果连你都不爱武大了，那还会有谁爱武大啊！”最后，总算是靠这种“感情留人”的无奈方式，勉强将他留在了武大。对此，这位教授也无比感慨——当时的武大，居然已经沦落到了只有极少数像他这样对这个学校有“特殊感情”的人才会心甘情愿地留在这里的地步了！这虽然只是一个个例，但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很多问题。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百年校庆，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校庆大会上正式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一年后，以创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为宗旨的“985工程”正式启动，并首批选定了北大、清华等9所大学予以重点支持（这9所大学在十年后正式结为“C9”联盟）。当时，社会上曾有个传言——如果武汉大学与华中理工大学合并，或者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合并，谁率先合并，便可成为传说中将获得国家重点支持的“第十所”高校。不过，这两项合并计划最后都失败了，而上述4所大学最后也都成为了“985工程”二期建设高校。
2000年8月2日，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正式合并组建为新的武汉大学。此次四校合并，让武汉大学重新获得了宝贵的工科和医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也基本扭转了过去十多年的下滑颓势，再次回到了发展的快车道。就武大最近20年间的发展状况而言，虽然和“华东五校”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慢慢地坐稳全国前十的位置还是问题不大的。
进入新世纪后，武汉大学仍然持续不断地为北京大学输送了不少优良师资与优质生源。不过，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对全国优秀人才的长期“收割”与大量吸收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早晚会出现“饱和”状态，甚至开始“外溢”。
比如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高端人才数量的日益增多，北大的教师门槛也越来越高，基本上已经到了非海外名校博士不取的地步，与此同时，为了尽量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原则上也不鼓励甚至慢慢地不再允许本校的博士毕业生留校任教，如此一来，北大本校所培养的大量学术人才就得努力在校外寻找出路，这种局面，正是包括武大在内的全国其他著名大学招揽优秀人才的绝好机会。而对于北大的师生校友们来说，能够来到武汉大学工作或学习，似乎也是个挺不错的选择。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随着武汉大学自身的发展进步，学术水平与社会声誉的不断提高，学校所招收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生源质量也稳步提升，愿意来到武汉大学读研、读博，继续深造的北大学子也比以前多了不少。
就目前而言，在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教职员队伍中，都有大量对方的校友在本校任职。因笔者现在掌握的信息比较有限，仅在此列举少数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难免挂一漏万，欢迎大家补充。
首先是北大教职员中的武大校友，名气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位：
邹恒甫，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93年创办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1998－2007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董辅礽经济学讲座教授。
李玲，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后留校任教至1987年，其间曾先后攻读物理学与经济学硕士学位，2008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王奇生，198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88年该系硕士毕业，2008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系主任。
顾海良，2001－2002年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2002－2008年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2008－2010年任武汉大学校长，2015年至今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至于武大教职员中的北大校友，据北大湖北校友会的不完全统计，现在至少有100多人。在现任校领导中，副校长舒红兵、唐其柱，副书记赵雪梅3人均有在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其中，赵雪梅1991－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课程班学习，舒红兵2000－2004年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唐其柱2004－2007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EMBA学习并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另外，在武汉大学的12位党委常委中，则有赵雪梅、唐其柱、徐业勤3人为北大校友。
另外，在武汉大学的院士队伍中，除了前文中提到的曾昭抡先生之外，还有张蔚榛、舒红兵和徐红星几位北京大学校友。
张蔚榛，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系，并留校任教至1951年，1955年起任教于武汉水利学院（1958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93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与武汉大学合并），为中国现代农田水利学科的开拓者，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2年去世。
舒红兵，2000－2004年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2005－2013年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3年任副校长，2014年起兼任医学研究院院长。
徐红星，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2012年起任教于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2016年任院长，为纳米光学领域的国内顶级学者，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自建校以来，长期都是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而自然科学相对而言就逊色不少了。对于这一点，刘道玉老校长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他当初刚刚上任的那个时候，武汉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略有优势，而理科的力量比较薄弱”，尤其是物理系，更是“理科各系中科研工作最弱的”。自从国家建立院士制度以来，从武汉大学物理学科走出去的广大学子中，曾先后有李钧、李方华、张焕乔、潘自强、张家铝、万卫星等多位校友当选为两院院士，然而，令人无比尴尬和难以置信的是，在其教师队伍中，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产生过一位院士！
直到2017年，北京大学校友徐红星以武汉大学教师的身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才终于为武大物理学科的这个极其尴尬的历史记录划上了句号，实现了该学科在校教师两院院士零的突破！在笔者看来，此事对于武汉大学自然科学的整体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也许并不亚于2018年，在时隔69年之后，武汉大学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们终于又开始在世界顶级的英国《自然》杂志与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了。
北大校友徐红星——武汉大学物理学科在校教师中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两院院士（2017），其身后为1931年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大楼
展望未来，我们大可继续畅想，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之间的人员来往与流动将会更加频繁而密切，而两校之间因为过去的种种特殊历史机缘所结下的深厚传统友谊，也必将随着这些现实交往的持续、深入推进，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与升华。
（未完，待续）